國務院新聞辦公室6月8日發表了《中國互聯網狀況》白皮書。白皮書指出,中國的網民人數已達4.04億，網站達到323萬個，擁有2.2億個博客用戶，互聯網普及率達到28.9%，超過世界平均水平；中國將努力在未來5年使互聯網的普及率達到45%。白皮書特別強調：“公民在行使自由和權利的時候，不得損害國家、社會、集體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的自由和權利，任何組織或個人不得利用電信網絡從事危害國家安全、社會公共利益或者他人合法權益的活動。”

毋庸諱言，法治已成后改革時代的關鍵詞。在法治背景下的互聯網管理，自然也逃不過“依法管理”之途。不管是因網絡監督而落馬的貪官，還是因網絡暴力而被訴的網民，他們的最終命運，都落在網下的司法處理。舉凡“周久耕案”、“宋祖德案”、“死亡博客案”等等，這些在虛擬世界里無人不知的網絡公案，仍然要回歸網下，接受司法的檢閱。

在我們的觀察視野之內，絕大多數中國網民并不排斥網絡法治。網絡雖有“虛擬”的特征，但網絡社會從未脫離人類社會而存在。無論網民以何種身份和面貌出現，他都是從現實中走入網絡，他也將從網絡中回到現實中，網上的所作所為仍然是他的行為的一部分。網際關系仍然從屬于人際關系，而凡有人群存在的地方，秩序的價值就不可或缺，規則的存在也因此而必要。

為網絡世界建規立制，中國從不乏成果。1994年以來，中國陸續頒布了一系列與互聯網管理相關的法律法規，包括《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于維護互聯網安全的決定》、《中華人民共和國電子簽名法》、《中華人民共和國電信條例》、《互聯網信息服務管理辦法》、《中華人民共和國計算機信息系統安全保護條例》等等。我們還能在刑法、民法通則、著作權法、未成年人保護法、治安管理處罰法等法律中，找到與網絡管理相關的條款。這些法律法規構成了中國網絡法治的一部分，但絕不是中國互聯網管理的全部內容。

為我們所熟知的“王帥案”，就是地方公安機關借網絡言論管理之名，行鉗制網絡言論管理之實的典型案例。當法律被錯誤適用，甚至是被有意錯誤適用，“依法管理”就成了“以法辦你”。如果沒有媒體和網絡的有力聲援，我們甚至很難保證王帥案能得以平反。透過王帥案等實例，我們可以發現，網絡批評對于捍衛法治實則具有不可替代的功能。

事實上，對互聯網的“依法管理”，包含兩方面的內容。一是管理機關必須依法行政、公正司法；二是網絡公民必須依法行使權利，不得侵犯他人的合法權益。對于中國而言，依法治理“公權力”和依法保障“私權利”同等重要。權力天然具有擴張的特性，因此，保障公民對權力的監督權，才能讓權力回到法治的軌道上來。

比如，對于網民經常遇見的“刪帖”、“關站”等“管理行為”，有關部門是否能在“依法管理”的原則之下，提供具體的法律依據？對于網絡言論或網絡活動是否可歸屬到“危害國家安全、社會公共利益或者他人合法權益”，也需要更多操作性強的細則來規范管理，而不能任由手持管理權柄者隨意解釋。

更重要的是，有良法可依為“依法管理”的前提，而良法又往往來自于多數民意。有關互聯網管理的立法，理應向網民開放，并盡最大可能汲取公民意見。由一家或少數幾家管理部門閉門造車制定出來的“部門法”，必然會打上濃厚的部門利益烙印。如果在源頭上失去了“依法管理”的基石，網民的抵制自然就在情理之中。回望過去，開門立法在互聯網管理領域無疑還有不少可茲改進的空間。

《中國互聯網狀況》白皮書認為，“中國堅持依法管理、科學管理和有效管理互聯網，努力完善法律規范、行政監管、行業自律、技術保障、公眾監督和社會教育相結合的互聯網管理體系。”這些話語當然不應僅僅看作是一個描述，而更應看作是中國政府對世界的一個承諾，同時，也應成為中國政府對四億國內網民的一個承諾。互聯網是否實現了“依法管理”，答案最終還在包括廣大網民在內的公眾手中，而不是政府手中。

（作者系海南大學法學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