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教育部近有新舉措，將組織100名左右的高校領導赴英美等國接受培訓。教育部有關負責人解釋，此舉是為了學習世界著名大學的成功辦學經驗，以便到2020年，建成一批國際知名、有特色的高水平高校，甚至若干大學將要達到或接近世界一流水平。報道稱，這次海外培訓費用將由國家專項經費全額資助。

估計納稅人的錢會如海水一般花了去，得到的結果，也不過是各位校長們的“到此一游”。我是一位納稅公民，也是一個高校教師，看到有人花我們的錢從不心疼，而且辦的幾乎是花架子的事，自覺還有一點說話的權利。

本來，中國現代高等教育體系就來自英美，后來由于歷史的原因，又轉往蘇俄。現在，由蘇俄而英美，這種轉型固然好；但，學英美，要學就從根本處學。這個根本，就是高等教育體制。我看了下教育部通知中的培訓內容，第一批將往日本的培訓，首先就是“現代大學制度的建立與完善”。

難道現代大學制度的建立還要花巨資往海外跑嗎？這不是一個技術問題，它首先是一種理念以及由此而形成的制度。別說全球化的今天，就是100年前北大建立、清華初創，我們就有了這種理念以及相關的教育體制。現代大學制度的建立，就在這樣一個基礎上：大學自治，學術自由。英美大學的種種成功，無非由這八字源源而出。這恐怕不需要特地花錢到西天取經吧。反之，如果不解決這種不需花錢的根本問題，花再多的錢，去學西方大學那些技術層面的環節，比如通知中的“師資隊伍建設、教學評估體系及管理信息平臺建設等”；即使照搬過來，亦給人貌合神離之感。甚或，取經歸取經，結果十本書帶回九本，唯獨遺落了“一本正經”。

英美高等教育中的大學自治，就是大學免于大學之外的行政權力的干涉。一段時間以來，中國大學的“教育行政化”為輿論所詬病，其實，這里的行政化就是權力化。當大學為權力所主導，教育服從的是權力的需要，換言之，權力成了大學和大學教育的游戲規則的制定者；那么，教育本身還能保持它必須的自由嗎。這次，教育部組織海外培訓，本身就是一種行政舉措。較喜劇的是，校長們前往學習的這些國家，哪一個能做到像此地教育部這樣，一紙通知則百校響應。他們當然可以到中國來，但不會頂戴行政培訓的名義扎堆來。其實，中國各大學校長也不缺乏訪問海外大學的經驗，即使沒有這種美差，他們都會為自己創造。有必要像趕集一樣大家批次出去走馬觀花嗎？就此事而言，我們已經看到了中西兩方現代大學制度的不同。與西方大學教育體制接軌，與其集體往外跑，何妨先從我們自己的“去行政化”做起。

去行政化是為了保證大學教育中的學術自由。自由，于學術于教育，是其生命所在、魂靈所在，也是世界上所有一流大學辦學成功的共同經驗。如果我們的大學教育不能為學術自由提供制度上的保證，出去次數再多，花錢再多，硬件再好，也無法靠近世界一流。這個道理如同常識，無須大學校長們花公帑到海外去購買。前不久，福建省教育廳出臺有關文件，公布可以“一票否決”的十條師德，用以“強化對高校教師的師德考核管理”。這十條中，很多內容，比如“科研工作中弄虛作假、抄襲剽竊，侵占他人成果”等，本來就屬于大學學術自律范疇，怎么需要假行政之手，作出這些不言而喻的規定呢。這里的強化，恰恰是在強化本應弱化的大學教育行政化。至于另一條一票否決的教師“錯誤言論”，請問，大學天然是學術討論之地，在一個學術框架內，什么樣的言論是錯誤的，它由誰來定義？顯然，這里的定義者只能是發布文件的行政權力。在行政權力面前，它說錯誤就是錯誤，學術還有沒有爭鳴的空間？如果沒有這樣的空間，學術自由又將如何體現？如果沒有學術自由，是否可以辦成世界一流大學？這些都牽涉到“現代大學制度的建立與完善”，是不是把大學校長們組織出去21天就能夠解決這些問題呢？

不是不可以漂洋過海，但我有一個事半功倍又省錢的建議。現代大學制度的建立，當年蔡元培的北大、梅貽琦的清華、張伯苓的南開就有了，后來由這三校合并的西南聯大也有。我們為什么不首先向我們的前人好好取經呢？這是本土大學教育最可寶貴的經驗，人為中斷了幾十年，我們不如先承傳起來再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