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4日，北京市發改委同時公布了《北京市律師訴訟代理服務收費政府指導價標準（試行）》和《北京市律師服務收費管理實施辦法（試行）》兩部地方性法規，對律師收費問題作出了帶有半強制性質的規定。以刑案為例，多數媒體祭出了類似“刑案一審代理最高三萬”這樣的聳人標題，引發網友和底層民眾的齊聲叫好。

其實，細讀兩份法規，不難發現其內容根本不是媒體渲染的那么回事。首先，刑案一審代理僅指審判階段，如果按照一件案子的完整訴訟階段來計算，則是5萬元。而如果有案件疑難復雜、社會影響重大、對律師要求較高或辦案時間明顯更多這樣的情況，可以經協商一致，不高于規定收費標準的5倍來收費，這樣一來就是25萬元，這個費用已經不算低了。

其次，辦法還規定，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同時涉及幾個罪名或者數起犯罪事實的，可按照所涉罪名或犯罪事實分別計件收取。這樣一來，如果從最有利于律師收費的角度解釋，只要被告人涉及兩起犯罪或被指控兩個罪名，上述標準就變成了50萬元。以此類推，高收費根本無法杜絕。

再次，除了計件收費模式，辦法還規定了計時收費制，如果以3000元每小時的最高標準計費，一件刑案的最終收費，也會是一個極高的數字。

因此，問題并不在具體的收費數額（類似規定上海早已存在），而是這兩部法規出臺的時機以及媒體渲染的角度耐人尋味。在司法行政部門的一系列動作中，不難看出一條漸趨清晰的思路或脈絡：先是懲治律師為維護當事人利益而積極實施的不當行為，再是處罰律師為維護自身權益而采取的不合作行動，最后再管住律師的錢袋子。所有這一切行動的指向，其實是要削減律師執業的自主性、能動性和民間化，逐步將律師行業重新納入行政調控的軌道。

因此，這場整肅活動，有可能會讓律師事務所重新擔任法律顧問處的角色。如此一來，作為個體的律師，則可能因喪失基本的價值觀，而淪為類似公務員的文官群體。

這條整肅律師之路有著強大的民意支持。在畸形的市場化過程中，律師行業整體素質良莠不齊、喜憂參半，給民眾留下了糾結的印象。凡是類似的整肅活動，往往都會得到虛妄民意的狂熱支持，從而具備純粹形式上的正當性。

但是我們必須警惕這股民意，畢竟那些躲在鍵盤后面，高呼管束律師、限制律師收費的網民，與大聲為趙作海冤案疾呼、誓言嚴懲涉案警察的群體，其實是同一撥人。他們知道的是，個別的惡警和個別的壞律師固然需要作為害群之馬予以剔除；不知道的是，律師之路即是法治之路，假借個案的名義對全行業進行打壓，將付出律師隊伍失去自主性的代價。其結果，必將是無窮無盡的趙作海式冤案的爆發。

向前進，還是往后退，我們似乎已經無可期待。（作者系上海律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