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給點時間，中國絕對能辦出世界一流大學”來說，這是一種虛無的說法，時間不能成為遮蔽現實尷尬的“擋箭牌”。從一定意義上說，“中國絕對能辦出世界一流大學”的前提是“制度”。歷史經驗證明，大學的存在與發展得益于大學制度的有力支撐。

中國高校距離世界一流大學到底還有多大的差距？在耶魯、牛津、劍橋、斯坦福這些國外頂尖大學校長的眼中，中國高校當前最需要變革的是什么？在于南京舉行的中外大學校長論壇上，記者專訪了5位國內外著名高校的校長，請他們為中國高校把脈，多位校長不約而同地認為，中國的大學絕對能辦成世界一流大學，只是還需要一點時間，最快估計需要20年。(《揚子晚報》5月3日)

中國高校距離世界一流大學到底還有多大的差距？這個問題所引起的關注度早已超出了教育界，而對中國大學無法成為一流大學的追問，不僅成為教育界之疼，而且成為整個社會的憂慮情緒。繼北京大學原校長許智宏說出“中國目前沒有世界一流大學”的話語后，斯坦福大學校長則表示，當前中國高校應該從數量擴張發展到質量建設上來，而中國要建成世界一流大學最快需20年，慢則50年。

面對“中國要建成世界一流大學最快需20年”的答案，相信很多人明白，這樣的時間式回答充滿了不確定性，因為我們對建設世界一流大學“時間表”之類的口號和做法，并不陌生。但是，我們離世界一流大學的距離不僅沒有隨著時間的流逝而減少，相反，有越來越遠的尷尬。要不然，何來“錢學森之問”呢？

因此，“中國要建成世界一流大學最快需20年”充其量是斯坦福大學校長的客套話語，當不得真。就筆者的觀點，建設世界一流大學，現代大學制度的建立遠遠比單一的時間更重要，也更能支撐起公眾的期待和大學的理想。也就是說，離開了現代大學制度的建立，所謂世界一流大學建設很可能成為一種空話套話，或者是一種浮躁喧嘩的“表演”罷了。

就“給點時間，中國絕對能辦出世界一流大學”來說，這是一種虛無的說法，時間不能成為遮蔽現實尷尬的“擋箭牌”。從一定意義上說，“中國絕對能辦出世界一流大學”的前提是“制度”。歷史經驗證明，大學的存在與發展得益于大學制度的有力支撐。可以說，制度已成為我國大學發展的桎梏，只有大學制度的不斷創新和大學真諦的守望回歸才是現代大學可持續發展的活力和動力之源，也才是我國建設世界一流大學最有力的支撐。

當前我國高校管理制度脫胎于傳統體制，從某些方面來說，大學是政府的附屬品和政策的延伸物，實行的是以行政權力為主導的管理模式。這種以集中控制和服從模式為特征的高等教育制度導致了高等教育效率低下、創新乏力，由于管理者的墨守成規和循規蹈矩，使得大學不可能形成自我發展、自我約束的機制。更直接地說，大學自身發展的內在邏輯受阻，形成了有悖于學術性組織本質的行政化官僚霸權，從而抑制了大學的學術創造活力。

而現代大學制度是適應時代發展要求的辦學體制。一般認為，其核心是學校自主、教授治學、校長治校、科學管理，這是現代大學制度的核心內容。建立現代大學制度，一方面需要建立以法律為依據以大學法人化為標志的外在制度，另一方面必須培育植根于大學本質以學術自由精神為核心的內在制度。作為內在制度的核心，學術自由是現代大學制度得以建立的基礎。一句話，離開了大學制度，無視現代大學制度的缺失，囿于時間談論一流大學建設，是自欺欺人。

中國大學成“一流”:給制度比給“時間”更重要，也更切合實際。道理很簡單:先有現代大學制度，再有“一流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