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時，內向型性格的脆弱性也導致他無法從反觀自身中，獲得一種俯視自己生存狀態的認知能力。尤其是個人能力的自我認知與社會回報之間的巨大落差，使得他產生嚴重的弱者的不平，導致他掙扎的自卑與自負的憤懣。生活中幾乎全方位的挫折也就撼動甚至無情地摧毀了他的生活根基。

隨之而來的反社會心理，終于導致他去屠殺毫無防衛能力、比他更弱的小學生。而他似乎遺忘了，正是他的這一惡行給這個他憎恨的社會雪上加霜，其結果使它更加暴戾，更加血腥，更加丑惡。

鄭民生事件正是在這樣一個社會背景下奮斗與掙扎、昂揚與沉淪、生存與毀滅。

然而，世間終無玉宇澄清萬惡消滅的理想社會。在一個因轉型而混亂的時代，即使有黑暗，每個人依然可能建立使自己幸福的價值觀、倫理觀，建立正確的自我認知與認識社會的能力。

在如此暴戾的社會，人人都有責任反省:如果我憎惡這個社會中的惡，那么我為消除其惡、增進其善做過什么？

“這個世界會好嗎？”這個來自梁漱溟先生的世紀之問，如果不是針對每一位國人，至少也應針對絕大部分國人:我們盡力了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