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聞媒體負有輿論監督之天職，這種職能既針對公權機關和公職人員的權力行為，也針對普通公民的權利行為。由于新聞媒體不是公權機關，輿論監督只是一種權利監督，不像權力監督那樣具有強制性，當它針對公權機關和公職人員的權力行為時，往往難度和阻力很大，風險和代價也較高；而當它針對普通公民的權利行為時，難度和阻力往往會小得多，風險和代價也會低得多。鑒于監督權力與監督權利之大不相同，一些媒體主動放棄了對權力的監督，加大對公民權利行為的輿論監督。一些媒體或其中的欄目、版面事實上成了公權機關的“公關部”，他們的輿論監督只剩下對公民權利行為的監督，而失去了“以權利監督權力”的題中應有之意。

貴州臺女記者盧某所在的欄目名為《法治第一線》，經常曝光一些小偷小摸的治安案件和搶劫行兇的刑事案件，從中只能看到他們對公檢法機關工作的宣傳，而看不到他們對公檢法機關行使權力的監督。與公檢法機關相比，這些“法治”節目無疑是弱勢的，但與被監督的女司機盧某們相比，他們顯然又是強勢的。

特別是，當媒體配合公安交管部門現場執法時，他們大約會認為自己提升了一個角色層級，已經是在“以權力監督（公民）權利”了。在這種“跛足輿論監督”助長的話語霸權意識支配下，“法治”欄目記者以“丟臉”質問違章司機，也就不足為怪了。

（作者系資深媒體人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