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過，這樣的制度設計和機制安排，現在似乎越來越抵擋不住現實狀態的重力撞擊了。

如今不少法院內部“行政化”程度日益加劇，審級關系出現嚴重變異，不直接審案的法院領導，常常會憑借手中的行政權力，以政策把關、業務指導或者群眾關切、輿論關注等理由，非程序性地介入案件的討論并發表“指導性意見”，有的甚至直接下達斷案的“指令”。上級法院的某些領導有時也會“提前介入”案件，參加案件“協調”，發表傾向性意見，大有把二審終審改為“一錘定音”的架勢。其合法性，以及背后的于公于私、利益傾向，也確實讓審案法官深感困惑，是非難辨。不少法院院長、庭長參與“研討”案件，施加影響，以“案”謀私“出事”，大多都與這樣一種“行政化”體制和越權“過問”案件的情況有關。

至于司法機關內部的“大而全”，其實由來已久，除了司法事務之外，法院、檢察院領導還要負責建房、修樓、招標、采購之類的事，“行政”事務性質更為明顯，由此“出事”其實也沒有什么可以大驚小怪的了。

由此看來，當務之急是要遵循司法規律，弱化乃至于徹底改變法院內部對審判事務的“行政化”管理模式，依法還權于合議庭和審案法官，在增強對案件法官信任度的同時，加強對其審判權運用的法律程序性監督，逐步鏟除以“案”謀私、權錢交易的體制性土壤。

（作者系著名法律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