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各位代表委員如何說真話的問題，在兩會漸近尾聲的時候，已經有越來越多的反思。先是會議初開時全國政協常委、人口資源環境委員會主任張維慶感慨做高官20多年，“說真話越來越難”，并建議改變不正之風應從領導干部做起，徹底改變“說真話越來越難”的會風、文風。（3月7日《新京報》）緊接著，全國政協委員、廣州市政協主席朱振中在全國政協十一屆三次會議第四次全體會議上的發言因為敢講真話，8分鐘的發言贏得了全場9次掌聲，最后一次掌聲經久不息，長達20秒。他發言的題目是：狠剎搞形式唱高調耍花架子的不正之風。（3月11日《新快報》）

　　有論者注意到，兩位高官都是快到退休年齡的委員。這讓大家感慨，只有快退休的人才敢講真話，那些離退休還早，仕途看好的官員為個人利益考慮，盡管想講真話，但“要不就不講，要不就不痛不癢說一說”（朱振中）。當記者提問這個問題的時候，朱振中說，“是不是到退休前，而且到退休的時候，才特別敢講話，我倒覺得不一定是這樣。我覺得，我應該履行一個政協委員的職責。”（3月12日人民網）

　　為什么講真話越來越難？不妨從一個反面的例子來看。10日上午，溫家寶參加河北代表團審議。回想起他一個月前的河北灤平之行，溫家寶說，自己沒想到“農民那么敢發表意見”。（《燕趙晚報》3月11日）當我將它作為一個敢講真話的例子和同事聊起的時候，同事對我的判斷力表示不屑——農民當然敢講真話，因為他們什么也沒有，無需顧忌。

　　農民無官一身輕，不需考慮自己的仕途；農民不是工商聯成員，無需為自己的企業生存環境考慮取悅當地官員。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農民對政府施政的效果最具有發言權，而一些兩會上的代表委員與基層隔膜，將自己的政治身份當做榮譽和編織關系網絡的渠道，農民不說，這真話還能誰來說？“朝野”中人與“草野”中人，各自利益盤算不同，自然講話的方式不同。

　　官員們講真話難，難在一把手權力太大。牟新生呼應張維慶時說：“我在海關10年，當一把手8年，感覺就是一把手權力太大，尤其在用人上，說一句話，別人很少敢說不。”想想看，一個事情，領導已經有了定論，下級何敢反駁？——自己的仕途系于領導一身，說不好會有政治風險。真話，不敢說，沒辦法說。

　　身在朝野，官員們比老百姓更了解矛盾的糾葛之處，卻難以說真話，還難在龐大的利益部門和利益集團難以撼動。全國政協委員金正新說，自己知道的一位市級政協委員，曾調查揭露一個部門的亂收費問題，卻遭到了該部門的打擊報復，“有些委員反映說：提案有深度，觸及了部門的利益，或傷了某些領導的面子，怕受到打擊報復，干脆不提了。”（3月12日《中國青年報》）如果說真話的結果，是自身安全都難以保障，而打擊報復者卻相安無事，我們如何求得真話？

　　真話稀缺，而一些套話、空話或者假話、雷人的話卻越來越繁茂。居然還有人借自己的雷人之語大賺特賺：因為建議關閉網吧而一炮走紅的全國政協委員、陶然居飲食集團老總嚴琦就是一例：全國政協委員韓方明在人民網微博透露，3月10日晚，“一眾人馬應邀去嚴琦委員的陶然居晚宴，席間她對關閉網吧的提案頗為沾沾自喜。又稱她的陶然居品牌由此話題增值五個億。”韓委員聞之大不快，遂譏之：“那你豈不是開次兩會賺了五億？”（3月12日人民網）身兼政協委員政治身份，嚴琦委員非但沒有為基層講真話，反而借兩會搞植入式廣告。這樣的委員，不值得尊敬。

　　講真話的土壤正在流失。讓真話回歸，讓真話作為民主政治的必要資源發揮作用，首要的就是培養土壤。黨內民主建設、相關法律制度建設，包括如何讓那些不合格的代表委員退出的機制，都是亟待解決的問題。真話是時代進步的動力，呼喚真話回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