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許有人會說，在國際賽場上，運動員是國家的代表，國家利益高于一切。的確，對于每個運動員來說，在賽場上升國旗、奏國歌是他們刻苦訓練、努力拼搏的目標。但對于他們來說，完成了這些目標就是對祖國和國家的最好回報。他們不是政治家，更不是政客，不需要用嚴密而周到的話語來照顧到各方的要求和利益，更不要用溢美的詞句來表達政治忠誠。只要他們能夠賽出風格，比出水平，就在國際賽場上完成了自己的政治使命。“感謝父母”脫口而出，正是純真自我的真實反映。愛父母是人的天性，理應高于其他的認同和忠誠。如果連對父母都不能心存感激，那么其他的所謂忠誠肯定是蒼白無力的，甚至是虛偽的。在這個問題上，反倒是中國傳統的政治認同邏輯:“齊家—治國—平天下”更顯得合情合理。

對于普通人來說，遵守社會倫理應該優先于政治倫理，這就是政治的邊界。但對于政治家和官員來說，他們不僅要做遵守社會倫理的模范，更應該時刻遵守政治倫理，因為他們不僅是普通的公民，還是公共權力的行使者。在完成守護公共利益這個基本職責的過程中，政治倫理絕對優先于社會倫理。所以才會有“六親不認”、“任人唯賢”的說法。然而，對于一些政治家和官員來說，政治倫理的邊界不僅不清晰，而且毫無約束。他們可以在言論上信口雌黃，也可以在行為上恣意妄為。因此，這些年來，我們聽到了許多的“雷人”言論，也目睹了許多的“不恥”行為。普通事件動不動就被上升到政治高度，用所謂的國家利益來擠壓公共空間乃至私人空間。

改革開放30年的最大成就之一，就是把私人生活與公共生活、日常生活和政治生活區分開來，并且給前者更獨立的空間，個人有了更多的自由，公民權得到切實的實現。我們應該珍惜這個成就。只有這樣，我們才能為“人民生活得更有尊嚴”提供制度上的支撐。（作者系北京大學中國政府創新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