寧波一位患有精神病的路邊乞丐，因為“憂郁、犀利的眼神，唏噓的胡碴子，神乎奇跡的頭發，……放蕩不羈、不倫不類的感覺以及那原始版的“混搭”潮流，……”受到成千上萬網民的熱捧，被尊為“犀利哥”，迅速躥紅網絡。

很快，平面媒體跟進，寧波市政府相關部門也出來積極尋找“犀利哥”的下落，要為他提供相應的救助……很可惜，這位“人見人愛”的“犀利哥”對大家的好心并不買賬，面對鏡頭，一下子放聲大哭……

站在山頂看這事，如果說“犀利哥”走紅網絡是網絡時代的一種娛樂怪相、惡搞，疑似低俗文化的象征，那么，平面媒體的跟進以及政府部門的介入，則是一種肯定的無奈和炒作。

事實上，每一個時代都會出現這種現象。當普羅大眾無法直接表述社會與人性困境時，唯有通過一些貌似荒誕的行為、形式，來表達自己的聲音。象當年的卡夫卡，他就是用變形的人物形態傳達對病態社會的批判。今天這種類似西方現代主義表現手法的表達方式，既有對時尚的嘲諷，對名人文化的不屑，更多的則是民眾對自身逼仄生存空間的申訴與抗爭。

犀利哥一夜走紅是一種文化現象，但它所傳達的卻是一種深邃的社會內涵。社會民眾對犀利哥的關注、熱捧帶著小人物對小人物不幸命運的良善關懷和同情，當然，這種關懷同情之中也含著一些人很另類的獵奇心理。而平面媒體的加入不過是一種借勢，借網絡之熱勢，避開政治敏感的話題，興炒作自己吸引觀眾擴大發行之實。政府部門的介入也只是一種免責。當一件小事被無限放大，事件涉及的所有對象就會完全曝光在太陽底下，稍有不慎，即有可能因城門失火而殃及池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