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我國官員自殺事件引人關注。據不完全統計，2009年，我國共發生13起官員非正常死亡，僅12月就有6名官員非正常死亡，其中多數屬于自殺。有官員感慨，“現在的官越來越不好當了，別看人前風光無限，但背后的苦衷沒多少人知道…總擔心工作出問題，常常失眠，人還不滿四十，白發卻生了不少。”

　　據稱，多數官員自殺的重要原因卻是心理健康出問題，并非腐敗。專家認為，這與官場競爭壓力、人際關系與社會監督壓力、反腐、家庭生活壓力密切相關。（2月27日《羊城晚報》）

　　官員壓力大、公務員亞健康……這類消息及有關人等的自怨自艾，通常被公眾嗤之以鼻、解讀為矯情。

　　一來，在目前這個社會轉型期，人人有壓力、時時有挑戰、處處有危機，公務員特別是擔任一定職務的官員絕不是承載著最大壓力、背負著最大代價的人群。

　　二來，公務員健康受損、壓力承受等方面付出的“成本”，與獲得的收益、保障相比，幾乎可以忽略不計。這也足以解釋公務員自殺消息頻傳、國考熱度卻節節上升的現象，甚至可以說，大家都有壓力，考進公務員隊伍，減少了“自殺”和“被自殺”的可能。

　　三來，對機關工作有所了解的人都知道，公務員承受的壓力，多數是職能、權力、監督等關系失調的產物。首先，“上面千條線、底下一根針”，事權下移、財權上收，基層公務員苦不堪言；其次，運動式執法、無節制透支行政人員的體能和健康，行政資源運行效率低下；再次，命令式領導、下級無法監督上級、官大一級壓死人，缺乏法治和制度化的授權分工、監督體系，責任（過錯）往下推、政績都歸上邊，公務員群體在“沒有責任”和“責任無邊”之間徘徊，焉能不被壓力壓垮？

　　公共利益本該是法律、政策、執法的目的，民眾評價本該是考核公職人員的最重要來源，如上段所述的機關內部職能、權力、監督等關系失調，造就了與公共利益、民眾評價偏離的管制路徑和服務體系，只唯上、不唯實，傷害最重的是被監管、被服務的企業和民眾。與之同時，因為這樣的偏離，缺乏效率、違背科學，給參與其中的公務員以壓力，也只不過是細枝末節的副產品而已。

　　報道中提及的有關專家，居然將公眾監督、反腐等因素，也視為官員壓力乃至逼迫有關人自殺的來源，令人嘆為觀止。任何國度、任何社會，正常人既不會仇富，也沒興趣仇官。會被公眾長時間反感和排斥的，無非是不合理、公正的人和事。無論按照哪一種現代政治學說，還是正常的現實邏輯，公眾監督和制度化的反腐約束，對于官員個體、群體的長期利益而言都是有益的。這也就是說，非但不能由于所謂公務員壓力大、自殺增多來減少公眾監督和反腐懲處，反而要進一步予以深化，讓公務員的責權利均衡化、科學化，才可以減少官員壓力重重、自尋短見的事情發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