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過30年的改革開放，我國以農民工為主體的流動人口已達1.8億人，但時下在布局上卻越來越呈現嚴重的不平衡性，即過度集中于大城市的問題非常突出。這種大城市對流動人口吸引的“盆地效應”，導致不少城市不堪重負。（見2010年2月13日《瞭望》）如何化解這種“盆地效應”，需要引起我們的關注了。

一些大城市所以會產生吸引流動人口的“盆地效應”，關鍵在于大城市在經濟、文化、醫療、教育、公共設施等各種社會資源方面具有明顯優勢，進而對流動人口形成了強大的吸引力。一些流動人口到大城市后，觀念在逐步發生變化，許多人改變了以往“打工”、“流動”的心態，融入大城市的愿望越來越強烈。很多打工者表示，“不會再拿掙的錢到老家蓋房”，而是準備在當地購房、置業、做生意。深圳市土地面積只有1952.8平方公里，但是建市不到三十年時間，實有人口已經從幾十萬人迅速增長到目前的1200多萬，其中流動人口超過1000萬，約占總人口的85%，人口密度位居全球第五、全國第一。廣州市實有人口1370多萬，其中流動人口接近600萬，約占總人口的44%。北京外來人口已突破了北京市政府提出的“2010年將常住人口控制為1600萬左右的目標”。上海市內外環線之間是人口新集結地區，人口密度急劇上升，居住半年以上的外來人口數以百萬計。

一些大城市流動人口過度集中，給這些城市帶來諸多問題：導致了社會資源緊張。大量流動人口使一些城市教育、醫療、土地、水資等社會源難以承受。據中國人民大學人口與發展研究中心調查，北京市加上南水北調的供應量，未來自有水資源供水能力約為35.6億至37.1億立方米，而以現在人口增長趨勢，未來十年內，人均水資源量將低于國際上公認的300立方米底線；加重了城市環境污染。據歐洲太空總署公布的衛星數據曾顯示，北京汽車廢氣污染一度居世界之最，是“全球最大的汽車廢氣污染沉積中心”，而北京市公安局有關人士則感慨地說，“現在北京的大街快成了全國最大的停車場了”；增加了社會穩定壓力。有統計顯示，北京市70%的犯罪是外來人口，被侵害人中70%也是外地人口，上海有72%以上的犯罪為流動人口，杭州突破了90%，深圳近10年來犯罪嫌疑人98%為流動人員，被犯罪侵害的對象中流動人員占95%以上，作案人員和受害對象“兩頭在外”的特點非常突出。據深圳市公安局介紹，近幾年深圳形成了屬于“同鄉村”概念的群體有643個近200萬人，“同鄉村”不時發生群體性、暴力性、突發性、集體對抗政府的嚴重事件，給社會管理帶來很大沖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