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采訪發現，超時放假的政府機關不在少數，延至２月22日(星期一)上班的最為普遍，還有不少竟延至3月1日、過完元宵節才正式上班。在一個工商管理所工作的蔡女士告訴記者，工商所節前一星期就放假了，大年初七去單位報個到又繼續放假五天。（２月２２日《揚子晚報》）

每年春節，“超時放假”都成了官員的習慣。文件要求、媒體報道、民眾議論都不管用。今年有的地方做得更加過分，提前一周放假，延續五天上班，過個年豈不要休息兩三周？新華社為此專門發表評論文章指出“政府機關超時放假是對公眾利益的漠視”。

可是，人家“漠視”了又怎么樣？如此“漠視”，并非過年才有，因為平時人家就經常“漠視”，所以過年再多“漠視”一下并不奇怪。

“超時放假”是隱性超時放假公開化。實際上，過去每年春節前后，一些官員除了國家規定假日，別的時間也沒有很好上班，差不多正月十五以內，每天也就是到單位點個卯，之后就是互相請吃喝酒，有的甚至整個正月都是醉眼朦朧。因為這樣的現象，很少受到批評制止糾正，有些官員因此習以為常。所以，過去隱性超時放假已經非常普遍。

既然隱性超時放假已經非常普遍，那么公開“超時放假”也就不足為奇，這也是隱性超時放假發展的必然結果。在隱性超時放假普遍被默許的情況下，一些地方和單位才覺得公開“超時放假”理所當然，或認為這本來就應該是官員享受的待遇。

從官員每年春節都可以享受“超時放假”看，一些官員工作太輕松，這說明精簡官員還有很大空間。如果工作任務很重，他們也就沒有時間“超時放假”了。從中也可以看出，有的地方政府機關管理松散，對國家規定置若罔聞，我行我素。這也證明，有的官員服務意識很差，的確漠視公眾利益。

官員的服務意識從哪里來？他們為什么可以漠視公眾利益？這恐怕才是我們針對“超時放假”現象，需要認真思考的問題。“超時放假”，可能同官員的個人素質有關，但不是主要原因。只有官員必須服務社會、不得不服務社會的時候，官員才不會漠視公眾利益。從普遍意義講，官員重視公眾利益，熱情服務社會的動力，必須來自社會的嚴格督導，而非靠官員的覺悟。官員擁有太多自我考量的權力，是諸如“超時放假”等官場弊端存在的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