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對這些情況，一些有志之士也認識到了問題的嚴重性。就在今年春節前，廣東東莞、中山等市，上調最低工資標準留人的呼聲甚高。1月份在東莞市的“兩會”上，就有代表、委員進言，東莞最低工資標準應由現在770元調至900-1000元。中山市一些商會也建議，將企業最低工資標準上調30%。如果一味維持低工資、低福利，只能讓外來務工人員流向其他城市。正是因為“用工荒”存在，也給提高勞動待遇帶來了契機。

加之新生代外來工素質的提高，他們的就業觀念也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不再滿足于解決基本溫飽需求，而是希望通過打工能夠提升個人的社會地位，實現人生價值的最大化。如果收入原地踏步，該享有的社會保障得不到滿足，那么，他們就不會像父輩那樣成為任人宰割的 “羔羊”。從這個意義上說，“用工荒”不僅僅反映的是企業福利待遇的市場較量，也是告誡企業在經營理念上也應該跟上時代的步伐，否則就會被時代所拋棄。

這些年“用工荒”的反復出現告訴我們，這并非是一個“無解的斯諾克”。如果企業能夠在保證員工收入的基礎上，體現出他們的精神需求和自我價值，并提供一條向上提升的通道，從而讓他們看到更多的希望，就能使他們產生歸屬感，而不是視他們為“招之即來、揮之即去”的廉價勞動力，這樣才能讓他們把企業作為一個長久考慮的所在。你不把員工當人看，員工豈能為你著想？

同時，“用工荒”也給企業發展發出了一個信號，那就是迫使企業加快產業結構升級。企業必須用技術成本來代替勞動力，加快結構升級和技術改造的步伐，僅僅依靠密集型的勞動和低廉的勞動成本，很難從根本上解決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