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我國傳統節日的捍衛者，作家馮驥才先生日前建議將春節放在我國申遺的首位，以搶救這個傳統節日不斷流失的“年味”。與往常一樣，馮先生又把13億同胞看不看春晚、放不放鞭炮，當作了國家與民族具不具備軟實力和文化影響力的衡量標準。

對于馮先生將春晚等“年文化”定義為中華民族的精神核心是否妥帖，當有各種不同的角度和解釋。但對于趕著鴨子般過春節的大多數親歷者而言，趙本山的小品，不一定就能讓那些擠了幾宿臭汗才買到火車票的“春運癥候者”笑出聲來。畢竟在享受完20分鐘的嘻嘻哈哈后，又得想著為訂返程票而發愁了。假如馮先生能在“10萬摩托把鄉還”的無奈和酸楚中體驗一回，那么就有可能不太會被春運人潮的這種被折騰而“所洋溢”。

其實，不是我們不愿意憶起孩提時的吊縫猴、接青龍、點孩兒燈；不是我們不愿意圍著白發蒼蒼的老母親捏油燈、剪春幡、舂冬米；不是我們不愿意與家鄉的發小們一起漚柏枝、跑竹馬、逛廟會；不是我們不愿意與鄉里鄉親同搡槳、同弄舟，同點除夕守歲燈。而是我們去年的錢包究竟能支撐這些“文化情結”幾多？我們的快樂究竟能裝滿這些“年文化”多少？畢竟于大多數“恐歸族”而言， 一怕家人問收入，二怕埋單錢夾薄，三怕無法盡孝道，四怕往來人情多，五怕無票超假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