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因為此，地方所要資源的稀缺性，各地能拿到多少資源，往往取決于當地駐京辦的“公關”水平。這樣駐京辦之間就免不了有競爭，而它們的競爭無非是誰送的禮更大方，給相關官員的“服務”更到家。就此而言，駐京辦對腐敗是有責任的，但是，駐京辦充其量是“跑部錢進”的執行者。假如所“跑”之部對資源的分配很透明和規范，在項目審批和撥款上能夠受到更多的監督和制約，那么，地方政府要去“跑”部干什么？

顯然，比撤銷駐京辦更緊迫的是改革“赴京辦”體制，因為駐京辦的問題要害不在于其自身，而在于它所要“跑”之部。正如一些知情人士所言，如果不改革目前不合理的稅收結構，不改變中央資源分配缺乏公開、公正程序的現狀，不追究“跑部錢進”中安享大量好處的相關官員的責任，就算撤銷所有的駐京辦，“跑部錢進”也照樣有市場。中央政府提出龐大的刺激需求政策以來，全國各地的駐京辦就異常忙碌。這一現象充分說明，如果不加快財政體制改革，徹底修改我國的分稅制，制定轉移支付法律規范，那么，增大“跑部錢進”的成本就是撤銷駐京辦所能起的唯一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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