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凡達》給出了答案。論及上述元素，它沒有任何一方面有所突破、有所超越，它只盯準了一件事，并且做得幾近完美，那就是：將想象轉化成圖像。至于剝離了想象的故事內核，前輩花樣男賈寶玉說得好：編新不如述舊。

并不是說“只有想象”，好萊塢工業的體制運作保證了劇情、臺詞、表演不過不失，這些問題在上個世紀就解決了。接下來就是卡梅隆在工業體制的掩護下強攻“技術與想象”，一旦爆破成功，即使這次不能在奧斯卡頒獎禮上狂喊，卡梅隆也完全有資格重復他的名言：“Iam the king of the world（我是世界之王）！”

如我所料，《阿凡達》一出，中國電影人又集體陷入苦苦思索：咱們跟好萊塢咋這么大差距呢？照我看，技術、投資、營銷，都不是最關鍵的所在。各位中國同學的問題就在于“一只狗追N只兔”，攏共100分鐘的影片，你又要講反戰，又要講愛情，還有父子倫理，還有兄弟情義，還有愛國主義，還要兼顧人性深淵、時尚元素、明星人氣，你是導演，又不是哪吒！

《阿凡達》確乎可以當作投向中國電影熱湯的一帖解毒劑。各位導演同學不妨比比人家，想想自己。張藝謀同學可以想想為啥這么高地位了還要拍小品電影掙快錢；陳凱歌同學可以想想為啥《無極》不能提供一個讓人患現實抑郁癥的虛幻世界；田壯壯同學、何平同學可以想想一部電影里要不要糅那么多層的隱喻與反思，非跟現實擰著來；陸川同學可以想想《南京！南京！》是否一定要正面強攻歷史，沒那么大頭何必戴那么大的帽子……馮小剛同學什么都不用想，你好好鼓搗IM A X+3D版的《唐山大地震》，倒要看看你牽出來的，是騾子還是馬。

轉頭再看把從《飛屋環游記》、《第九區》到《阿凡達》都往“拆遷”上拉的現實派，真是由衷地感到悲涼。電影是讓人釋放焦慮的夢工場，但它造出的夢境，釋放的大抵是抽象的焦慮。把影片轉化成影射，要借人山人海的娛樂事件說出椎心刺骨的時事之痛，真是言論界的“中國式穿越”。這種解讀方式當然是一種自由，有時甚至是一種必須。可是，對影片的現實化解讀，好萊塢無所謂，于中國電影卻有可能杯弓蛇影。你看這些年，影片總被加以現實化的解讀，而離現實卻越來越遠，也越來越不像一個夢，只是一堆夢囈。電影不能止于電影，而總是變成一個“國家話題”———你非說這是好事，我也沒有辦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