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23日，南京市中級法院對張明寶案進行了一審宣判，判決張明寶無期徒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判決目前尚未生效，部分被害人家屬堅持認為應該判決張明寶死刑，對無期徒刑的判決不能接受，24日下午他們來到南京市檢察院，請求檢察院提起抗訴。28日下午，南京檢察院正式答復幾位受害人家屬，檢察院認為一審量刑適當，決定不予抗訴。南京市檢察院有關人士從3點闡述了作出不予抗訴的理由。（12月29日《揚子晚報》）

7月23日，成都市中級法院對孫偉銘案作出一審判決。被告人孫偉銘醉酒駕車致4死1傷的行為已構成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且情節特別惡劣、后果特別嚴重，被依法判處死刑，并剝奪政治權利終身。

12月23日，南京市中級法院對張明寶案進行了一審宣判。被告人張明寶醉酒駕車造成5死4傷構成“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被判處無期徒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

同樣是醉酒駕車肇事，判決的結果咋這么不同呢？“4死1傷”的被判死刑，而“5死4傷”的卻被判無期，不能不令人疑惑。

筆者不是重刑主義者，在一定程度上也不希望判處張明寶死刑。只是覺得，法律應有的剛性原則不能缺失，更不能成為可以隨意揉捏的橡皮泥。透過今日的新聞報道，我們看到南京檢方所解釋不予抗訴的三點理由實在是站不住腳。

且看南京檢方第一條理由：“與惡意駕車撞人有別。”誠然，大多數的醉酒駕車行為人在主觀上并不希望、也不追求危害結果的發生，其行為的主觀惡性與以制造事端為目的而惡意駕車撞人并造成重大傷亡后果的直接故意犯罪有所不同。問題是，我們怎么去檢驗和認定某人醉酒駕車行為人是“間接故意犯罪”還是“直接故意犯罪”呢？我們怎么排除每起醉酒肇事案里面或許有謀殺的蓄意呢？當事人的一面之詞顯然不足為憑。

再看南京檢方第二條理由：“醉酒時行為控制力減弱。”醉酒狀態下駕車，行為人的辨認和控制能力實際有所減弱——這不假。我們要認清的是，醉酒不是行為人推卸責任的依據。首先，生理性醉酒行為人對其行為的辨認和控制能力有所減弱，但并未完全喪失，況且這種減弱完全是行為人有意識造成的，行為人主觀上存在過錯；其次，生理性醉酒是可以控制的，行為人稍加努力完全可以杜絕這種醉酒行為的發生；其三，醉酒是一種惡習，違背了社會公德。而且，《刑法》第十八條第四款也明確規定，“醉酒的人犯罪，應當負刑事責任”。

最后來看南京檢方第三條理由：“主動賠償有悔罪表現。”“主動賠償有悔罪表現”在無數個被判死刑的行為人身上都發生過，這些人都得到從輕處理了嗎？當然，筆者并不是強調不要“主動賠償有悔罪表現”這一量刑參考，而是主張要綜合考慮被告人極大的社會危害性，以及對被害人及家屬所造成的無法彌補的損失等因素。金錢的賠償不能作為刑事判決的依據，法律的剛性不容缺失。如果有人蓄意謀殺，事后“主動賠償有悔罪表現”而獲得從輕處理，那么就會將《刑法》置于尷尬境地。

橡皮泥狀態的法律會消弭人們對法的敬畏。醉酒駕車“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只要“主動賠償有悔罪表現”，就可以免死，這無疑給有權有錢有勢力者提供了“殺人”通道。如果真的法外有法，那么日后很可能會誕生更多的“張明寶”：正常交通肇事的有，甚至謀殺的也會有。而事故的“受害者”，也極有可能會是我們當中的每一個人。

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屬危險犯，《刑法》規定，只要實施該行為即構成犯罪，致人重傷、死亡或者使公私財產遭受重大損失的，最高可判處死刑。事實上，人們也未必一定要張明寶“償命”。人們關注的是，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涉及你我他，任何人都不能置身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