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北京大學法學院五名學者向全國人大常委會遞交《關于對〈城市房屋拆遷管理條例〉進行審查的建議》，建議立法機關對《拆遷條例》予以撤銷或由國務院對其進行修改。（21世紀網 12月14日）

2003年，孫志剛案發生后，北京大學曾有三名學者向人大建言對當時的《城市流浪乞討人員收容遣送辦法》進行審查。終于，2003年6月，國務院第381號令廢除了《城市流浪乞討人員收容遣送辦法》這一不合理條例。而2009年，唐福珍的以自焚阻止拆遷事件一出，全國震驚。輿論再一次把矛頭對準了自相矛盾的法律條例。

記得有一位學者曾經說過，中國從來都不缺法，缺的是來執行法的人。這句話或許還要做一個補充，中國從來都不缺法，缺的是判斷法的人。因自相矛盾的法律條例產生的糾紛并不少見。前不久發生的由北大實習醫生引起的醫療事故同樣也是暴露出這一現象：某些人無視國家的律法，遵從與之相矛盾的行政制度條例。自上而下設立的各類行政法規和各類規章制度與國家的最高立法自相矛盾的卻無人察覺。事故發生之后，各執一詞的糾紛便風云四起。這類事件正以上升的趨勢出現，試問悲劇還會不會一而再再而三出現？

在2004年，全國人大常委會開通了專門的法規違憲審查機構—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工委法規備案審查室，負責對審查要求和審查建議進行先期研究，確認是否進入啟動程序，然后交由各專門委員會進行審查，是審查法規備案、下位法與上位法(尤其是憲法)的沖突和抵觸的專門機構。國家機關已經意識到法律存在的不足并試圖改進，但這顯然是不夠的。地方的各級執法、立法機關在推動國家法治進程中也擔當著重要的角色，這不僅包括對法規條例進行嚴格地審查，還需在執行時認真核對。法律的執行者是人，在地方機關更需要認識自身責任所在，立法、執法必須謹慎再謹慎。

值得慶幸的是，事物總有其進步的一面，兩起不同性質的事故以悲劇的形式推動了中國的法制化進程。如此結局看似符合矛盾的雙方向對立面轉化的唯物辯證法哲學，但卻不合人理常情。在普遍的意義上，法律是保護公民權利的一架天秤，然而現實是法律成了某些人實現公權力的工具。來自權利和法律處于天平的一端，另一端則是公民權益，如此衡量法怎可實現公平？法律有太多說不清道不明之處，而人生存就如同螞蟻，每前進一步都有毀滅的危險。

當人們發現無辜的生命成為不合理的法令下的犧牲品的時候，他們對社會的熱情也會隨之淡化。有人會問，下一次為進步獻身的人會不會就是自己？民眾對法律乃至社會不再有信任，將會是社會最大的隱患。我們提倡建立信用型的社會，現在需要亟需拯救的是公眾對法律的信任。法律的與時俱進，靠得的是適時的調整，請不要用公民的生命當作改革的籌碼。對每一個公民來說，法律是保護公民權益的屏障，不是墓志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