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據新華社記者了解，有村民認為劉愛兵此次兇殺是來尋仇的，理由是此前他懷疑堂叔收購他父親的樹木時占了便宜。于是他在殺了堂叔后又大開殺戒，連殺十多名近親屬。如果報道屬實，可以看到，這本是一起很小的家庭親情糾紛，最終卻演變成一場駭人聽聞的血案。

其實這種小事，完全可以靠家庭親情關系內部自行調節。但由于劉愛兵初中畢業后不到20歲，就隨母親外出，一直在外打工，平時很少回家，導致其親情觀念淡薄。這時村民委員會等公共機構就可出面調解。但一直以來，我們的公共機構對家族糾紛等一些領域介入甚少，此外公眾對求助公共機構的意識不夠，于是在親情難以承擔調解之重時，悲劇就難以避免了。

倘若劉愛兵系精神病發作殺人，那么屢屢發生的精神病殺人案，則更是敲響了一記安全隱患的警鐘。特別是那些生活在社會底層的精神病患者或者潛在患者，迫于家庭經濟壓力，他們往往得不到有效救治，也難以得到家人的親情關懷和家庭溫暖，反而需要帶病艱難謀生，或者在各種社會矛盾中與正常人打交道。這時我們就不能寄望于完全由親情來承擔精神病人的管制，而應由專門的公共機構來進行收治和管理。事實是，精神病人能得到正規治療的是少之又少，我們很少看到，有公共機構對精神病患者進行篩查、登記，并給予積極治療。解決這一社會問題，目前已是刻不容緩。

相繼發生的滅門慘案、親人被殺案，一方面呼喚我們有必要重拾親情倫理，以寬容心慎待身邊親人；另一方面也提醒我們，過多的社會問題導致親情負擔太重，這時就需要公共機構來承擔應有的責任，而不至于讓親人成為個人喪失理智的發泄對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