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腐敗現象的一大特點是，向兩頭發展：一方面是涉案人員級別升高、涉案金額增大、‘群蛀’現象嚴重，另一方面就是向基層滲透，向非領導干部的人員滲透。”國內著名反腐學者、中央黨校教授林喆總結道。（2009年12月11日中國共產黨新聞網轉自《法制日報》）

貪官年年有，今年特別怪。正如前文提及的“2009年腐敗現象的一大特點是，向兩頭發展”。換句話說，存在某種程度上的上下延伸的態勢。那么，在中央反腐敗聲勢逐年升高的今天，為什么還會出現這樣“尷尬”的局面呢？

權力異化的普遍性。一提到腐敗，很多人立即想到肯定是權力比較大、勢力比較強的領導干部，尤其是“一把手”干部。從今年查處的貪腐案件來看，目前最重要的趨勢是“一把手”成為貪污腐敗瀆職犯罪的重災區。這是因為他們手中有權，或者說有腐敗的資本。現實中，也會有一些人抱怨自己想腐敗也沒有腐敗的機會。這其中恰恰暴露了一些人對權力的羨慕，或者說對腐敗的“認同”和“默許”，甚至一些官員還競相在權力上爭奪，在腐敗上攀比。你做科長，我起碼得做局長；你貪一萬，我至少要貪兩萬。爭權奪利、腐敗墮落，成了一些人“不以為恥，反以為榮”的光彩之事。一些人，包括一些小到不能再小的村干部等，甚至是一些普通黨員，也“能貪多少，是多少”，將權力利用到極致。還有一些小官認為升遷無望，便在撈錢、斂財上動歪腦筋。等等等等。這些都是權力異化的普遍性的結果、惡果、苦果。玩權、恃權、弄權呈現群體性。這是干部權力意識的腐敗。具體表現為，在很多公職人員看來，只要有權就應該去“用”。當然，這樣的用，是指為己謀私。在這樣的政治環境下，一些意志薄弱的干部，真的到了“想不腐敗”都難的地步，被動性腐敗使得一些貪官發出“做個貪官，我容易嗎？”的感慨。而上行下效、官官相衛，更使一些貪官在權力異化上“得心應手”、“左右逢源”、“無所不能”、“無惡不作”。

懲防體系的脆弱性。應該說，近年來，尤其是黨的十六大以來，中央關于干部選拔任用、干部監督管理等方面出臺了一系列的制度、規范、要求。2009年，一張深入市縣基層政權的反腐大網已經張開；2009年，中央在反腐中采取了被稱為是“改革開放后最大范圍的制度化、規模化防腐反腐措施”；繼2008年提出反腐敗制度體系的框架之后，2009年中央連續公布了《關于實行黨政領導干部問責的暫行規定》、《中國共產黨巡視工作條例(試行)》等眾多反腐文件； 9月18日，黨的十七屆四中全會公報對反腐敗提出明確要求；9月19日，中紀委十七屆四次全會公報提出新時期反腐敗的6項舉措和5項具體任務……縱觀中央關于制度反腐方面的創新之舉，可以說很完備、很完善，但是一到了基層，就是落實在材料上的多，落實在實際中的少。或者說，理想與現實、制度與執行，還存在很長的路要走。教育、制度、監督并重的懲治與預防腐敗體系還有待進一步完善、深化和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