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6日，隨州一名駕駛凌志轎車的司機違章轉彎，與一名六旬老人發生爭執后，竟當街毆打致其死亡。車主卻無端漠視，還有“整個案發過程近10分鐘，事發現場有50余人圍觀。”此事經《長江商報》12月7日報道后立即引發網民的強烈譴責。

由于該車系凌志名牌轎車，車主眼見司機粗橫霸道卻未加以攔阻，事件被網友戲謔為“70碼”事件的翻版，凸顯的是經濟貴族與弱勢群體的社會鴻溝，到底是什么讓司機眾目睽睽之下如此粗橫，凌志車主縱容的勇氣又來自哪里，更令人可悲的是，案發過程的群眾圍觀卻無人加以職責，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了這種“大眾悲劇”？

一個是出乎公德之心的六旬老人的道德伸張，一邊是“富而不德”的凌志新貴兇德張揚，還有一邊是“丑陋的中國人”陰影下的大眾道德缺位。這三者聯系在一起凸顯的是當下社會的主流矛盾，傳統倫理流失導致大眾悲劇的泛濫難以承載經濟文明的托孤之重。

縱觀近年來頻頻見諸報端的諸多事件，或面對落水救人的道義衡量，或面對棄學舉孝的理性思辨，或大學生自殺率的節節攀升，或某些地方政府為維護自身利益強詞奪理。所有這些都足以說明埋首于故紙堆的傳統倫理與當下的經濟生態文明的脫軌，道德倫理在紙幣與數據面前出現了價值真空，孔子透過2600年的浩淼時空發出了超越歷史的嘆息：“不曰如知何如知何者，吾末如知何也已矣。”

回到這個新聞事件的本身，先不說凌志司機硬闖人行道的不當之舉，單單是面對六旬老人的拳打腳踢就足以對此人宣判道德死刑，人性的淪喪窺視身體皮囊的虛無與輕浮。古老的中國文明經過5千年的歷史沉淀告訴他的子孫后代尊敬老人的美德，如果說“百善孝為先”印證人性的樸素，那么孟子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更應該是美德的傳遞與延伸，他還說，“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頒白者不負戴于道路矣！”延展5000余年的中華文明之所以能獨步于世界文明之林并唯一完整地保留下來，正是因為它具有普世的價值體系生生不息所以能薪火相傳，就連清代帝王康熙也將“子曰：孝，天之經，地之義，民之行也”確立為為政之本。

誠然，口誅筆伐的義討與譴責根本無意教化日益沉淪的社會道德失序，透過這個新聞事件，我們必須洞察其背后的深層次原因，是什么讓司機如此蠻橫霸道？是制度的缺位，還是執法的溫柔，抑或是冷眼旁觀的“大眾悲劇”使然，這些都是導致悲劇發生的直接或間接因素。大家應該不會忘記停留在新聞鏡頭下的那個“體態稍胖”的凌志車主，作為事件現場的力量之源在面對事態進展的時候是不能缺席而“事不關己，高高掛起”的，權力與財富主導下的社會規則講究力量博弈與制衡，對于這起令人發指的人性悲劇，筆者無意大膽揣測，凌志車主作為幕后推手與司機“兇德”的支撐在某種程度上決定著現場的力量博弈以及道德與暴力的布局制衡，他在整個案情的調查中是不能缺席的。推此及彼，無以至此，就無法從根本上革除某些權錢交易的利益鏈條以及腐敗滋生的“尚方寶劍”。

道德制約著制度，制度又從反過來維護道德，傳統倫理的文化復興不能僅僅依靠道德來維護道德，從另外一個角度上來講，這起命案不僅僅只是一場道德的悲劇，單靠法律手段無以從根本上解讀案情本身，作為悲劇發生的間接因素也同時助長了犯罪嫌疑人的作案動機，而這種“大眾悲劇”從某種程度上來說作為案件的原罪在中國現行的法律制度下是無法具體量刑的，與其說維護公共道德的六旬老人是死于不遵守交通秩序同時倚仗“權力與金錢”背后而行使兇德的凌志司機，不如說是圍觀現場的50余名冷眼旁觀的大眾漠視集體助長了行兇司機的囂張。

我們當然希望兇手早日繩之以法，但更寄望深層次的討論能夠理性有序地繼續進行，厘清案情背后的隱性作案規律與動機。更大范圍的理性思辨應該有所映射，包括制度的完善、執法的程序透明以及公眾的道德教化，讓傳統倫理道德真正回歸與切入現實生活，尊崇孝道遍地開花，讓美德成為一種社會時尚，如此的“大眾悲劇”不再泛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