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樣的一枚刺，刺向何方？調查顯示八成人認為幸福與房子有關，意味著這“刺”刺向了公眾住房權利的嚴重匱乏現實。《中國城市品牌價值報告》顯示，我國一些大城市存在一個軟肋——在宜居指標方面得分都較低——人均GDP比較高的地區，居民的生活成本通常也會比較高，這可能會抵消高收入的影響，一個重要的例證就是房價。在京滬，人均收入雖然比其他地區高幾倍，但其房價卻比其他地區可能高十幾倍，如果不能實現居者有其屋，則生活滿意度就會下降。

八成人認為幸福與房子有關也反證了當下社會福利水平低下的困頓。正義論大師羅爾斯對社會福利做了這樣描述：社會福利是社會中處境最差的人決定的，只有當社會中這些人的處境得到改善時，社會福利才會增長。因此可以看出，我們的福利水平不是由那些能買得起房子的群體來決定的。當人們都能從《蝸居》中找到自己的影子時，這是社會的幸事嗎？

對《蝸居》可以有不同的解讀乃至爭議，但是，八成人認為幸福與房子有關，在筆者看來，除了是公眾心聲的表達外，更是對公共政策制定者的勸誡和提醒。也就是說，公共政策制定者應理性審視隱藏其后的公眾訴求，認真吸取住房改革的經驗和教訓。否則，《蝸居》無論引起多么大的關注，在這樣的一個注意力時代，也終有冷卻的一天，而作為公共政策制定者，則不能漠視隱藏在《蝸居》背后的權利與正義問題。

應看到，“幸福與房子有關”的深層次命題是權利問題，而《蝸居》之刺，能讓誰警醒？同樣是一個不能回避的命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