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兩個舉措，跟伍皓年初以來的“改革形象”大相徑庭。盡管“躲貓貓”中組織調查組的行動有些怪異，“少女賣淫”案中的新聞思辨有些混亂，但是伍皓想要對宣傳部的工作進行一些改革，是毋庸置疑的事實。他自己也對這個改革做過很多闡釋，認為“盡快地揭示真相、發現真相、探索真相、呈現真相”，“滿足公眾知情權、表達權、參與權及監督權”是職責所在，惟有如此才能擔當“黨委政府的‘形象塑造師’、‘形象雕刻師’，具有‘透明、陽光、法制、責任’的特征……”顯然，伍皓的思路就是人們常說的黨內民主改革。因為這樣的改革，伍皓最近還被《時尚先生》雜志評為“政界新希望”。

盡管一心為了讓黨的形象與時俱進，但是伍皓的姿態還是讓一些官員感到不安。尤其在“少女賣淫”案中，他的言行被認為出格。云南省紀委、省監察廳聯合調查組不僅對他所管轄的媒體給出了嚴厲的處罰建議，還批評他本人“在把握宣傳方向、輿論導向方面負有一定領導責任”，被建議“談話提醒”。在“少女賣淫”案鬧得滿城風雨之后，被談話的伍皓顯然再也無法“滿足公眾的知情權、表達權、參與權和監督權”，因為對于這個結果，云南媒體根本就沒有報道。

關鍵詞從“真相”、“知情權”到“堅決放棄”、“監督媒體”，第十個記者節告訴我們伍皓的改革成敗，值得人們深思。從官場規律看，這一年也可以被認為是新官伍皓的成長之年。就在記者節期間，他接受媒體采訪時聲稱自己不當“縮頭烏龜”，也不主張跟媒體打招呼“不能報”，而是“督促相關部門及時地向媒體和公眾公開信息”。這可以解讀為，即便承受壓力，被迫讓媒體“堅決放棄”并接受“義務監督”，他也不放棄改革的決心;不過也可以解讀為，他終于變得“成熟”起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