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2日，云南省委宣傳部通過云南日報、云南電視臺、云南網等媒體刊發公告，面向社會征集100名“媒體義務監督員”。盡管公告表示，此舉的目的是“借助社會力量，加大對新聞媒體的監督力度，狠剎有償新聞、虛假報道、低俗之風、不良廣告等四大惡疾，打造負責任的新聞媒體，著力提高我省新聞媒體的公信力、吸引力”，但仍然引起網民的強烈爭議。（《中國青年報》11月10日）

正如伍皓所言，“沒有監督，話語權也可能被濫用”。不僅是話語權，沒有監督權力也會被濫用。這是恒古不變的鐵律。然而，“媒體義務監督員”的地位卻多少有些尷尬亦被網友指為“媒體緊箍咒”。而且，“有償新聞、虛假報道、低俗之風、不良廣告等四大惡疾”只是少數媒體的做法，大部分媒體還是能夠做到自律自覺。

不可否認的是，在市場經濟的運作模式下，“有償新聞、虛假報道、低俗之風、不良廣告等四大惡疾”確實存在于我國的媒體行業中，也造成極壞的影響。但這類的媒體的畢竟只是少數，大多數新聞媒體從業者都能堅守職業道德，堅守良心，遵紀守法。而且，即便是一直以客觀公正報道標榜的西方媒體也存在著同樣的問題。如果因此就“誅連”了其他媒體，不能說這是理性的做法。

對于新聞媒體來說最大問題不是缺少監督，而是權力過多的干預輿論自由和新聞從業者的權利得不到有效的保障。

在中國這個有著濃厚的官本位文化的傳統社會里，掌權者的權威和自信從來都是不容質疑的。這也養成了一些官員傲慢和自負的心理，一旦受到媒體的監督就認為媒體不“替黨說話”，“管得太多”。以至于隨意的通過權力手段，壓制輿論監督淡化輿論監督。在這樣語境之下，很多涉及官員的負面報道往往難以通過主管部門的審查。

而且，我國長期缺乏有關的法律來保障新聞從業者的權利，新聞采編人員的權利極易受到侵害又得不到有效救濟。這些關涉輿論監督根本性的大問題卻沒有引起官方的多少關注，反倒是舍本逐末地設立“媒體義務監督員”制度。

事實上，對新聞媒體最好的監督莫過于輿論自由。在這個網絡監督無所不在的時代，有償新聞、虛假報道、低俗之風、不良廣告等都不可能逃得過網友尖銳的“審核”。通過網絡披露的信息還可以與新聞媒體報道的內容相互印證相互檢驗，讓公眾獲知事情真相。這樣的監督方式顯然比“媒體義務監督員”更有效率，也沒有道德風險。而且，在市場化運作的模式下媒體行業充分競爭，“四大惡疾”對媒體來說意味是巨大的利益風險。有哪個媒體愿意冒這樣的險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