截至今年9月底，湖北省崇陽縣共發現73名艾滋病感染者，其中72人是農民，59人是外出打工期間感染。（11月1日《長江日報》）

若艾滋病感染者中九成是農民的調查結論可以成立，那么最叫人痛心之處應該是農民群體一貫的弱勢地位。流動和漂泊的所得，往往并不足以支付昂貴的住房和穩定的家庭生活所需，長期獨自謀生的現實，使他們難以抵御某些艾滋傳播高危行為的誘惑。同時，因為知識方面的匱乏，他們甚至缺乏基本的防范意識。種種不利因素相互作用的結果，使得外出的農民無法置身于艾滋病傳播的風險之外。甚至，在某種程度上，他們所面臨的風險并不比其他群體小。

上述分析都建立在肯定相關調查結論的基礎之上，然而崇陽縣艾滋病感染者中九成是農民的說法，盡管是以調查數據的面目出現，但其可信度仍然要打上一個問號。幾年前，曾有媒體發布消息稱，某一行業的從業者平均壽命只有四十來歲，引來輿論一片嘩然。后來才知道，這個所謂平均壽命，平均的不過是這個行業里的非正常死亡者，果然是失之毫厘謬以千里。盡管崇陽縣73名艾滋病感染者中有72人是農民，但是農民占九成的結論仍是一個問題。

來看看崇陽縣艾滋病調查方式，相關報道中說，“去年春節，當地疾控部門利用農民工回鄉探親機會，挨家挨戶上門采樣。”先不評價這種“挨家挨戶上門”的做法有無不妥之處，僅僅從統計的準確性上，我們必須問一問，這種“挨家挨戶”的采樣是否針對了該縣的全部人群。如果沒有，計算農民在艾滋病感染者中的比例是毫無意義的。道理非常簡單，艾滋病的檢測和統計如果僅僅針對農民開展，那么農民占艾滋病感染者總數的100%也不令人意外，但這樣的統計毫無意義。

《艾滋病防治條例》第二十三條規定:“國家實行艾滋病自愿咨詢和自愿檢測制度。”盡管艾滋病防治形勢日趨嚴峻，但是法律依然支持和認定了艾滋病檢測的自愿原則，僅僅是對某些公共場所服務人員規定了健康檢查制度。防止艾滋病蔓延和保護公民權利之間必須有一個平衡，前者不是忽略后者的理由。保護艾滋病感染者和患者的隱私不受侵犯是公民權利的體現，堅持艾滋病檢測的自愿原則同樣是公民權利的體現。個人的合法權利不因看似正義凜然的公共需求而縮水，這是法治的原則，也是文明的體現。

崇陽縣防疫部門負責人對媒體說，去年元旦過后，據群眾舉報肖嶺鄉返鄉農民工劉某（女）在外打工期間“亂搞男女關系”，他和工作人員上門采血檢查。這樣的描述讓人悚然心驚，如果艾滋病的檢測也適用“群眾舉報”，而且“亂搞男女關系”就可以成為采血檢查的理由，我們真的不知道自己身處何時何地了。關愛農民當然是響當當的理由，但以違背自愿原則違反法律要求的方式去“關愛”，毋寧說是一種過于自信的違法和侵權。

靠“群眾舉報”和“挨家挨戶”的方式去檢測艾滋病，可能只有農民才肯接受。而這樣統計出來的艾滋病數據，農民又有什么樣的理由不“占據九成”呢？數日之前，媒體還在為同票同權、同命同價、同工同酬高聲歡呼，認為牢不可破的城鄉壁壘終于開始了它的松動和崩塌。這僅僅是一個開始而已，農民在權利方面弱勢現狀的改變，需要從更多細節之處做起。艾滋病感染者中農民占九成的說法本身也許并無惡意，它甚至是基于關愛的理由而提出，但是這背后的調查卻存在著種種瑕疵，以至于結論也成了毒樹之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