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幾天，人們又在爭議：長江大學三名學生為搶救兩個落水兒童而獻身，是否值得？

類似的爭議，以前也曾有過。

1982年7月11日，第四軍醫大學學生張華因救老農而犧牲，有人發問：一個大學生為一個老農而死，值得嗎？一個人讀到大學，要花多少錢，畢業以后，他用他的知識能創造多少價值，而一個老農能創造多少價值？

1998年，美國二戰影片《拯救大兵瑞恩》，也引發了類似的爭論：為了救一個人，賠進6條命，值得嗎？理性人士可能有一個沒說出來的疑問：“市場理性”，或者說“經濟理性”的祖師爺不是你們西方人嗎？怎么也會拍出這種沒有理性的影片來？

依本人看，美國人的影片拍得很理性。試想：如果不救瑞恩，讓他母親失去全部四個兒子，美國軍人會怎么想？他們在戰場上是更勇敢地作戰，還是更多想怎么保命，怎么躲槍子兒？

當然，“理性派”可以質疑說，你這是國家理性、集體理性，而不是個人理性。揣摩一下“理性派”的“個人理性”，似乎有這樣三層意思：一是傾向于(或者說習慣于)把自己當成有能力救人的人，二是認為自己的生命比別人的生命值錢，于是有了第三重心理：不太愿意去救別人——如果他去救了，不就違背了價值(價格)理性？

但是，“理性派”可能面臨這樣的困境：當他陷于絕境時，他是否希望有人來救他？他是否會對目擊者說：“我的命比你的命值錢，所以你必須來救我，哪怕你為救我而死”？如果那人堅持說他的命比理性人士的命更值錢，難道還要請個會計師或審計師到現場來不成？

當然，“道德派”也不一定個個都會去救人，但不救的原因往往是因為懦弱；如果他向別人求救，僅僅是因為想活下去，或者說怕死；生死關頭，是求生的本能在起作用，正常的人已經不會去想誰的命一定比誰更值錢一類的問題。救人也一樣。“生命是平等的”，無非是承認人人都有求生的本能而已。

究竟誰比誰更理性呢？誰的命又比誰更值錢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