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一期《瞭望東方周刊》拋出一個激進的主張，呼吁行賄與受賄同罰。事實上，從9月1日起，行賄犯罪檔案查詢工作實行新規，這個話題就引起了不少人的關注。它不僅僅是一個法律問題，更是一個社會問題。

行賄犯罪檔案，也就是行賄“黑名單”，是檢察機關運用計算機對行賄犯罪信息進行分類錄入、存儲和管理而形成的檔案。新規定取消原來錄入和查詢范圍的限制，由建設、金融、醫藥衛生、教育、政府采購等五個領域擴大到所有領域。這是一個信用記錄體系。在行賄非罪化的社會，這個體系的作用十分有限。

甚至法律也力有不逮。早在1999年3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就曾發出通知，要求各地在繼續嚴肅懲處受賄犯罪分子的同時，對嚴重行賄犯罪分子，必須依法嚴肅懲處，堅決打擊。事到如今，對行賄的打擊非但沒有加強，還有放松。

無論在道德還是法律層面，行賄和受賄都被認為是兩種性質的行為。從道德上說，行賄的原因十分復雜，既有專門腐蝕官員破壞規則的，也有被迫出錢買個平安的。但是受賄相對簡單，就是拿了不該拿的錢財。從法律上看，行賄受罰比受賄少也是正常現象，因為行賄罪是指給官員錢財以謀取不正當利益，而且要一萬元起價；主動交代或配合警方查處受賄者的，還可以從輕或免于處罰。

這個法律和《聯合國反腐敗公約》并不接軌，公約對受賄與行賄作相同評價，給予同等處罰。世界上很多國家也是如此。這是媒體呼吁的法律底氣。不過這讓我想到一句民謠：先抓后審判，保證沒冤案。這說的是腐敗成為官僚體系的潤滑劑，離了它沒法運轉，因此幾乎每一個官員都在劫難逃。如果按照聯合國公約嚴懲行賄，這句民謠會不會對所有人都適用了，變成了全中國人人犯罪？

可悲的事情就在于，為了謀取正當利益而行賄的人群太大了。有人的職責就是給表格蓋公章，你找他蓋一個公章天經地義，但是他把這個公章當成了索賄的工具。你必須行賄，他才能工作，給你這個正當的所得。受賄成為官員們正常收入的一部分，行賄也成為公民辦事的正常花銷。這種情況下，要以行賄罪論處，那么行賄者等于是賠了夫人又折兵，為了獲取自己的正當利益，竟然遭到雙重的懲罰。

吊詭的是，法律上的正當利益，在現實中變得模糊難辨了。假如大家都受到官員的怠慢，你通過行賄或者行賄更多而獲得特別通道，相對于還在被怠慢的其他人來說，你這個利益的正當性又如何呢？

同時，對于多數人來說，行賄提供了一個解決問題的途徑。一點錢不夠可以再多一點，賄賂一個人不夠可以多幾個人，這是一個口子，讓人能夠看到問題解決的希望。假如行賄受賄同罰，雖然不敢受賄，但官員辦事的態度依然，你又該怎么辦呢？恐怕只好繼續玩出新的花樣來。

在嚴懲行賄之前，必須要有更好的制度保障官僚機構的日常運轉。錢權交易這個驅動力沒有了之后，權力的動力從何而來？現成的答案當然可以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但是制度必須回答的是，他不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怎么辦？答案又可以是，那就讓他把權力交出來。制度又必須回答的是，誰讓他交出權力？是他的上級領導嗎？萬一他的上級領導也不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呢？

當然，對于那些商業機構大肆行賄，腐蝕政府官員，謀取不正當利益，應該受到法律的懲罰。但是，即便是對于這些十惡不赦的行賄者，上述問題依然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