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州市人大內務司法委員會主任葉育才在與部分人大代表考察廣州中院時提出，法院解決勞動爭議案時，要做到公正公平，不能過于“偏向”勞動者。“我們此前與一些企業界代表座談時，聽到不少這樣的聲音，說勞動爭議案中法官很自然地偏向勞動者，甚至一些爭議雖然是經過法官的調解結案，但都是迫于法官壓力才調解的，或者說是給法官面子才愿意調解的”。

勞動者討薪難向來是社會難題，“欠債還錢”這一簡單命題，到了勞資糾紛就變得復雜了———復雜的不是事實本身，而且過程。廣州市人大的這次考察，向社會道出了這一簡單問題復雜化的部分根源：欠薪者接受調解是給法官面子而不是為了法律規定和道德公理，而法官在勞動爭議案件中都是“偏向”勞動者的。在這樣的普遍認識之下，問題想不復雜都難，想不難都不可能。

首先來看看法官的“面子”。法官在審判過程中本就有一個“普法”的教育作用，這當然有可能給當事人“壓力”。然而，妥協不是因為這種壓力，是因為“給法官面子”，讓欠薪者妥協的，不是法律而是權力。這背后是法律意識的淡薄、道德觀念的缺失：你可以用權威來壓我，但別想用規則來約束我。而欠薪者對法官“很自然地偏向勞動者”的“委屈”，正是源于他們對法律規則的這種不尊重，對與勞動者“平起平坐”的法律審判不習慣而產生的“受害感”。

眾所周知，因為勞動合同中有從屬關系，這在客觀上就必然造成勞動者這一方處于絕對弱勢。因此，《勞動法》、《勞動合同法》等法律法規均是著眼于對勞動者的保護，以國家公權力的救濟傾斜，盡量平衡兩者的事實不平等。而法官據此進行的調解或審判會讓欠薪者感到“偏向”勞動者，其因還在于欠薪者對“保護勞動者的合法權益”的立法總則視而不見。事實上，按照法律規定，法官在調解勞動爭議案件時，同樣是以事實為依據、以法律為準繩，并不因為案件的特殊性而發生改變。

真正的平等首先來源于對他人權利的尊重，對規則的尊重。如果只知道“給法官面子”，也就難免感受到“偏向”勞動者的“受害感”了。其實，有一個網友說得挺實在：勞動者討薪都必須通過法院才能實現，欠薪者還奢談什么“公平公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