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廣州市越秀區珠光路，因為前開發商無力開發導致一塊6000余平方米的地爛尾，700多名街坊從此過上漂泊生活，一晃就是十多年。如今又有開發商接手，卻因一個廖姓住戶對690萬元的補償費仍不滿意而不愿搬遷，致使169戶人家無法回遷。據9月3日《廣州日報》報道，該住戶認為賠償金應按廣州北京路的商鋪價格，每平方米十幾萬元。而去年有評估公司出具評估報告，顯示廖先生的房子價值是430余萬元(折合16086元/平方米)，而廖先生認為每平方米應補償他十幾萬元。

6000余平方米的爛尾地、一個釘子戶——已是一個鮮明的時代現場。但是這場持續了13年的對峙，早已不僅僅是開發商與釘子戶、挖掘機與公民物權之間的較量，它傷及到了太多無辜，搭進去太多社會成本。那700多名街坊回遷夢碎，不得不十數年都市漂泊是一方面，而另一方面，則是十余街坊至死都未等到回遷的情感傷害，另外由于這些居民的戶口仍在珠光路，他們孩子讀書的問題也成為一大難題。于是，一些本是鄰居的人，現在紛紛站在了拒不拆遷的廖先生的對立面，“他不搬，我們約700街坊都不能回遷。”長時間來，眾多街坊沒少去跟他去磨嘴皮。街坊們甚至走遍了所有有關部門，希望政府能出面解決問題。

當更多的拆遷戶開始自發代行開發商之事，上門動員“釘子戶”搬遷時，這算不算是這個時代現場中最為吊詭的一幕？而那位被稱為“釘子戶”的廖先生所面對的，已不光是開發商的挖掘機，不光是環境的一片狼藉及經年累月的孤寂，更要面對曾經朝夕相處的街坊鄰居的怒目相向，這又該是一種怎樣的感受？固然，那700多名街坊有家難回、十數年時間都市漂泊的滋味，不好受，原也不必受。但是，是“釘子戶”導致了這一切后果，所有的責任也必須要向“釘子戶”索要嗎？

“釘子戶”不是令街坊們回遷夢碎的罪魁禍首，一種不負責任的拆遷及開發模式才是。我雖然不太清楚，在700多名街坊開始遷出珠光路的1996 年，亦即在《物權法》尚未出臺而暴力拆遷在各地紛紛出現的年月，到底是什么原因使這個“釘子戶”得以保全至今。但有一點是清楚的，從1996年到2007 年十多年間，因為前開發商無力開發導致該塊土地爛尾。“無力開發”卻又早早進行拆遷，且事后不僅開發商不管不顧，相關部門也未給出實質性的解決方案，所以才有了那么多居民的十年漂泊。試想一下，如果長春市的“先回遷，后拆遷”模式同樣在廣州市得以應用，必然不會出現珠光路居民這種尷尬。這也意味著，沒有理由將一切責任都算到“釘子戶”的頭上。

然而我們又能將2007年之后的責任歸于“釘子戶”嗎？眾所周知的是，2007年10月1日起，《物權法》正式施行。這樣的一部經濟憲法，不僅對公民合法財產權做出了規定，也賦予了公民在法律邊界之內做一個“刁民”的權利。在這里，街坊所說“差不多700萬元都不夠？我們心理還不平衡呢！”是沒有道理的。既然“釘子戶”堅持他認為應當獲得的補償金，是他應有之權利，則任何人都無法指責他。即使開發商認為他的要求有過分之處，同樣不乏司法解決之道，那么開發商為何舍棄這一渠道，而政府部門為何也任由此事發展，以致昔日街坊鄰居反目成仇？

一個合法伸張個人應有權利的人，是沒有必要考慮其他人的利益得失的。因為其他人的利益得失，譬如700多名居民四處漂泊的情狀，他既承擔不起，也不應是由他來承擔。能夠承擔這一切，并且必須承擔這一切的，不僅是前后兩個開發商，還包括政府相關部門。因為開發商獲得的拆遷及開發資格，都意味著背后有政府“具保”。所以不管歷史的原因是什么，有多復雜，不使居民因拆遷流離失所、漂泊無定，都是政府應盡之職責。由此而言，珠光路街坊將原本應當加在開發商身上的怒聲，轉向“釘子戶”，是對釘子戶的不公平，當然亦是一種不理智。

在街坊的聲討之中，我們需要更加關注“釘子戶”廖先生的處境，更加關注權利的處境。必須弄明白的是，“釘子戶”不是珠光路街坊們的敵人。當然我說的是，每個人對于權利的伸張，都不該被任何人視為麻煩。而政府部門更周到細致的工作，應當完全能夠避免使公民之間因公利與私利而怒目相向。(作者系資深媒體人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