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制日報》8月24日報道，8月22日上午，江蘇省徐州市睢寧縣人民法院能容納200多人的大法庭座無虛席。一起簡單的買賣合同糾紛案件，因為之前對雙方當事人進行了“測謊”而引發了徐州當地各界的高度關注。“測謊程序的啟動完全是根據雙方真實意思的表示而進行的。從同意測謊到正式進行測謊的兩個多月期間，原告完全有時間‘反悔’。”合議庭審判員介紹說，心理測試報告雖然“僅供參考”，但傾向于王翠華撒謊的“結論意見”則十分明確。

測謊儀的爭議使我想起了云南的杜培武案。1998年，云南省戒毒所民警杜培武的妻子和另一民警同時被殺，據傳兩死者生前關系曖昧，負責偵破這起殺人的民警就推測兩人是杜培武殺的，并動用了測謊儀。測謊的結論是杜培武否認殺人的供述是謊言，辦案民警認定人肯定是杜培武殺的，他被判了死刑。然而兩年后，真兇被抓并供出了其殺害兩位民警的犯罪事實。

也許正是因為杜培武案血的教訓，最高人民檢察院在1999年9月10日的一個批復中指出：“CPS多道心理測試(俗稱測謊)鑒定結論與刑事訴訟法規定的鑒定結論不同，不屬于刑事訴訟法規定的證據種類。檢察機關辦理案件，可以使用CPS多道心理測試鑒定結論幫助審查、判斷證據，但不能將CPS多道心理測試鑒定結論作為證據使用。”

當然，我也不想否定測謊儀的作用。據學者的研究表明，測謊技術的發展已到達相當的水平，其準確度遠遠高于法院承認的其它科學證據，培訓合格的測試人員可以達到小于1%錯誤的水平。而在我國，也有資料表明，測謊儀的準確度也達到90%以上。不過，即使是如此，我仍然堅持反對測謊結論在法庭上當作證據使用，即使是在民事訴訟中也是如此。這不僅因為測謊結論在目前并非我國法律規定的法定證據類型；更因為作為證據必須具備：合法性、客觀性、關聯性，而測謊儀可能存在的誤差，會使其客觀性存在很大的問題。在刑事訴訟中，動輒關系到當事人的生命、自由和財產；在民事訴訟中，也是動輒關系到當事人的財產、名譽。如果證實案件事實的證據不具有客觀性，其所存在的誤差就可能導致當事人無辜陷入冤枉之中，司法審判的權威就會受到很大的損失。

盡管徐州市中院提出“非經當事人申請，法院不得啟動測謊程序”、“法院及時對測謊進行審查”以及“測謊結論可以加強或者削弱當事人陳述和證人證言的證明力，但不得作為認定案件事實的依據”等，作為運用測謊結論的基本原則，體現了法院在民事訴訟中運用測謊結論謹慎。但鑒于杜培武案的教訓，鑒于測謊結論本身存在的諸多問題，我認為測謊結論的運用還需要更加慎重。

在刑事訴訟中，法庭審判應當絕對排除測謊結論，測謊結論不能當作證據使用，也不宜當作輔助證據證明力的材料，即使在公安機關偵查階段，運用測謊結論作為引導偵查方向的輔助材料時也應當慎之又慎，測謊結論絕對不能成為刑訊逼供的借口；在民事訴訟中，測謊結論作為“加強或者削弱當事人陳述和證人證言的證明力”實際上是已經將測謊結論作為證據來使用，不足可取。我以為，對于測謊結論，法官只能將其作為需要主動介入調查證據時判斷方向的一種輔助材料，在斷案中，測謊結論不宜出現，法官應當依據最高法院的規定“雙方當事人對同一事實分別舉出相反的證據，但都沒有足夠的依據否定對方證據的，人民法院應當結合案件情況，判斷一方提供證據的證明力是否明顯大于另一方提供證據的證明力，并對證明力較大的證據予以確認。”如果確實證據不足的，則依據“因證據的證明力無法判斷導致爭議事實難以認定的，人民法院應當依據舉證責任分配的規則作出裁判”的規定進行裁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