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美術界重視重大主題創作的呼聲漸起。由文化部、財政部聯合實施，出資1億多元人民幣的“國家重大歷史題材美術創作工程”，自2005年啟動以來，也得到了全國范圍內廣大美術工作者的熱情響應。然而，在國家組織、踴躍創作的背后，個人自覺的重大主題美術創作卻不見起色，具有思想深度和藝術高度的重大主題美術創作稀缺。

　　稀缺從何談起？

　　就需求而言，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對于主題性美術展覽，無論是評委還是觀眾，均懷有熱切的期望——期望看到讓人眼前一亮的屬于這個時代的精品力作。這是歷史的必需、時代的呼喚、社會的渴求。

　　就創作環境而言，沒有題材的限制、沒有形式的束縛、沒有物質條件的困窘，中國美術處在空前自由的創作階段。瞬息萬變的時代也不乏重大歷史事件和現實主題，為何難以激發美術家的創作靈感呢？

　　就美術家的努力而言，我們可以看到，一些美術家常年緊跟重大歷史事件或緊扣社會主題，一些美術展覽中不乏主題性創作送選，畢竟還是有美術家具有社會責任感，也因為這是美術家在畫壇嶄露頭角、大顯身手的渠道。拿今年來說，一些美術家早就為慶祝新中國成立60周年而備戰。

　　環境和條件幾乎一應俱全，多年的重大主題美術創作卻不容樂觀。相對于當下美術界百花齊放、不斷創新的創作態勢和不斷攀升的創作數量而言，似乎更顯重大主題美術創作的尷尬處境。

　　近些年，異彩紛呈的美術界常常陷入這樣一種狀態：一些在上世紀七八十年代即在畫壇嶄露頭角的美術家進入“高原停頓”時期，鮮有代表作問世；一些中青年美術家在當代藝術的大潮中，紛紛追求“非主流”狀態，個性圖式的背后，常顯無力和蒼白。它所帶來的后果是，個人重復創作已然成風，成千上萬的美術創作大同小異。究其原因，其中最主要的一條是未能突破小我之境。

　　小我乃是“一身之我”，與“一群之我”的大我相對。1900年，梁啟超在《中國積弱溯源論》中正式提出小我、大我概念：同是我也，而有大我小我之別焉。古代中國，也形成了二分的思想。居中國傳統文化主流位置的儒家文化“擇中而處”，即居于集體與個體的兩極之間。個體一端，除了老子的“無為”、莊子的“逍遙”，還有楊朱的“輕物重生”。五四運動以后，個性解放，大我也被重新解釋和建構。這些年來，小我作為重要的主體崛起，各種大我紛紛失落，小我演化為唯我式的個人主義。因此，人們常常呼喚集體意識與社會精神的回歸。

　　社會的轉型、歷史與文化的演變是美術創作的興衰之源。由此，回望重大主題美術創作構建起中國美術整體格局的“文革”前十七年，回望重大主題美術創作被“文革”抽空的十年，回望改革開放之初美術家對于人性的關注與急切表達，便不難理解，遠離了在題材、主題的選擇上如履薄冰的年代，美術創作在題材、主題上多方位的迸發；便不難理解，遠離了重大主題創作激情火熱的年代，美術家為何試圖拋開宏大敘事，在細瑣的日常生活細節中尋求當代精神風貌的傳達，又為何執著于自我的表達、個性的抒發、個人圖示的構建；便不難理解，主題性美術創作為何因過分強調宣傳功用而減弱了藝術含量，使人們特別是年輕人對主題性美術創作產生歧義和誤解，從而對其敬而遠之；便不難理解，在市場繁榮的商品社會，美術家的藝術風格為何會相對固定并不斷復制。

　　只有突破小我，追隨時代，重大主題美術創作才能走出頹勢，再造輝煌。（徐紅梅）

（責編：劉寶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