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認為啃老族有什么問題，這是社會發展會出現的一種趨勢?！?6年就從武漢某高校畢業的小熊，畢業之后曾有過三次短暫的就業經歷，但目前一直賦閑在家，成為網絡上所稱的“啃老族”，當記者問他什么原因讓他過上“啃老族”生活，他說：“還是自己的性格問題，我不愿意出門與陌生人接觸。”（7月28日　荊楚網）

　　的確，不能對“啃老族”一棍子打死，可卻并不等于“啃老族”沒有什么問題。在筆者，一向認為工作不過是謀生的手段罷了，如果謀生不成問題，為什么還非要去做自己并不喜歡——甚至非常討厭——的工作呢？何苦來哉！人生苦短，何不去盡情地享受生活，去做自己喜歡做的事情呢？在些意義上，有“老”可“啃”，實在是一件幸運的事兒。

　　然而，在大多數人，恐怕并沒有這么幸運。俗話說，坐吃山空。除非父母積下的“老錢”足夠“啃”上一輩子，否則，“啃老族”仍然將不得不面對十分現實的求生問題。如果因為單純地“啃老”，喪失了通過合法的手段謀生的能力，則可能成為社會不穩定的因素；而在本人，也不能不說，是人生的大失敗與大悲劇。

　　對于那些因身體、精神或性格上的障礙而“啃老”者，我們暫且不去說他；而對那些父母留下的“老錢”足夠過上一輩子的，也只好由他去。那些最終將面臨就業問題的“啃老族”，才是我們應該關注的對象。

　　我們不妨將后一種“啃老族”分為三類：

　　第一類為“享受型”。這類“啃老”者暫時沒有就業的意愿，并非因為懶惰或缺乏就業的能力及就業機遇，只不過想多享受幾年自由自在的生活罷了。任何“啃老”，嚴格地說來，都是一種寄生生活，都是建立在對他人利益——被損害者或自愿或非自愿——的損害之上的。如果“啃老”行為導致了被“啃”的“老”的生活質量或生活水平的明顯下降，這種“啃老”行為則是一種應該受到社會譴責的不道德行為。如果并非如此，“啃老”者不妨多瀟灑幾年；不過，如果利用這幾年“啃老”的時間，增強了或最終獲得了通過做自己喜歡的事而謀生的能力，未始不是一件可喜的事兒。

　　第二類為“懶惰型”。這類“啃老”者是欠揍的主兒，并且多半也或多或少地伴隨著能力上的缺失和性格上的缺陷。懶惰者缺乏的并非僅僅只是就業的意愿，而是做一切事情的意愿。他們也需要快感，但并不關心成就感。如果快感的獲得和滿足不需要付出任何主觀上的努力，那將是他們最理想的生活方式。因此，以最小的代價或努力獲得最多的滿足，是懶惰者的行動指南。萬一那天“老”再也“啃”不下去了，懶惰者最容易走上利用非法手段謀生的道路。但懶惰是人世間最難醫治的疾病之一，即便生命受到威脅，也不太容易使懶惰者痛改前非，奮發向上——這種人的命運如何，只有聽之于天了。

　　第三類為“被迫啃老型”。這類“啃老”者并不缺乏就業的意愿——甚至——他們常常有非常強烈的就業愿意；然而，他們要么缺乏就業的機會，要么缺乏就業的能力——這類“啃老”者也是“被就業”的對象。對于這類“啃老”者，我們不能舉起道德的大棒往他們的頭上輪，相反，應該反思他們被迫“啃老”的原因，并采取相應的有效措施，幫助他們擺脫“啃老”的困境。

　　就業機會的稀缺是一個相當復雜，也相當專業化的問題，暫且留給經濟學家們去論述；至于就業能力的缺失，在一定程度上，則不能不說和中國教育與實踐的嚴重脫節具有非常強烈的相關性。近年來，雖然很多有識之士——包括教育系統本身——都已經意識到了教育與實踐的嚴重脫節問題，但卻并沒有采取有效的措施來扼制這一問題的負面效應的廣泛擴散，或進行結構性的變革以部分地或徹底地解決這個問題。相反，某些大學為了政績或聲望的需要，甚至不惜制造出一些虛假的就業數據（“被就業”就是最典型、最變態的例子），企圖瞞天過海，欺世盜名，而不是在重建教育與實踐的聯系上作文章——這簡直是無恥之尤！說得嚴重一點，這是對國家和民族的最大的犯罪。

　　在不觸犯法律的前提下，對于“享受型”的“啃老”，我們不必管，對于“懶惰型”的“啃老”，我們則沒法管；而對于“被迫啃老型”，我們則不能不管——因為，在一定程度上，為公民提供足夠多的就業機會并使他們獲得足夠的就業能力是政府最基本的職責所在。

　　龔自珍詩云，“我勸天公重抖摟，不拘一格降人才”。是什么原因制約了有用之才的健康成長，應該怎樣改良人才成長的土壤，怎樣培育更多的有用之才，這是一個關系著國家和民族的長治久安和生死存亡的大問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全體公民——包括為政者——都應該思考這些問題。作為執政者，不應該在枝枝節節的小問題上作文章，更不應該采取“駝鳥政策”，對這些問題的嚴重性視而不見，而是應該勇敢地直面和擔當這些問題，并尋求積極有效的解決辦法。至于應該怎么做，則非在下之力所能及——但是，可以肯定地說，如果不大膽地進行政體體制和教育體制的結構性變革，上述問題將很難得到有效的解決。（宕子）

（責編：李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