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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學生賣淫案”能否走向真相

　　是什么證據認定劉仕華夫婦容留賣淫？又通過什么手段找到三名嫖客？為什么之前公布的嫖客姓名、籍貫與此次不符？排除劉仕華與警方的“私怨”，相關證據與情節真夠定他罪嗎？

　　近日，昆明警方通報了“昆明小學女生賣淫案”的新進展，當事人之一陳艷(化名)的賣淫行為已被“查證屬實”，她與其他三名嫖客已被處以行政拘留及治安罰款。另一主要當事人劉仕華，也因涉嫌容留賣淫罪，被檢察機關批準逮捕。

　　這次治安處罰，顯然是為進一步審判劉仕華提供證據。既然劉涉嫌容留賣淫罪，總得有證據支持。這類證據，僅僅是其本人供述當然不夠，而必須有賣淫者證言、三個以上嫖客證言及相關治安處罰文書支持。

　　治安文書是可以支持刑事審判，但問題在于，其正當性何在？警察“抓嫖”向來以抓現行為主，當天除了撞上門的“王某”，并沒其他嫖客在場，昆明警方又從哪里查到三個嫖客的信息，并據此斷定他們嫖娼？行政執法也講證據，尤其是行政執法結果直接關系到刑事審判后果時，說明相關證據的來源、證明力，就更重要。

　　昆明警方一定覺得很委屈。既然已經說明劉仕華夫婦“掉包”作假的“真相”，又跨越千山萬水抓來三個嫖客，并已對涉嫌違規執法的警察與巡防作出處理，為何仍難換得公眾諒解？

　　道理很簡單，就是昆明警方的做法，總給人以用公器泄“私憤”，甚至是“報復性執法”的感覺。“調包”消息曝光前，劉仕華夫婦一直要求警方賠償，理由是女兒名譽受損，家人受傷。接著，風云突變，警方突然獲得新證據，證明劉仕華夫婦容留女兒賣淫，甚至調包作假，劉仕華一家也因此或被刑拘，或被治安處罰。

　　上述結果出現后，昆明警方有人欣慰地說：“看來我們案子沒有辦錯”。正是這句話，暴露出其真正的邏輯：證明警方沒錯的好辦法，就是證明犯罪嫌疑人有錯，就能用犯罪嫌疑人結果上的大錯，抵消警方程序上的小錯。因此，只要努力證明劉家的罪責，罰款創收、粗暴執法，就是微不足道的“小過”了。更關鍵的是，一旦劉家容留女兒賣淫的情況查證屬實，昆明警方之前的負面形象就能得到扭轉，傷人導致的民事賠償，就更無須考慮。

　　可昆明警方查得越得力，公眾卻越認為其“動機不純”，尤其在牽出三個嫖客后，不少人更認為昆明警方用力過猛。事實上，就連早先規定執法機構“違法才賠”的《國家賠償法》，6月22日進入全國人大二讀時，也已刪除上述內容，規定只要公權力侵犯當事人合法權益，受害人就有權獲得國家賠償。既然如此，把劉家有罪和昆明警方免責畫等號，只會讓后者在錯誤的道路上越走越遠。

　　這起案件事實本就簡單，又不是危害國家安全的大案，能有什么偵查秘密？如果真想樹立公信力，昆明警方不如原原本本回答公眾疑問：是什么證據認定劉仕華夫婦容留賣淫？又通過什么手段找到三名嫖客？為什么之前公布的嫖客姓名、籍貫與此次不符？排除劉仕華與警方的“私怨”，相關證據與情節真夠定他罪嗎？只有認真回應這些問題，并在此基礎上追究責任，公眾才可能最終滿意。（新京報 蕭顯）

（責編：李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