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讀到《中國房地產報》副總編兼執行主編胡安東先生發表于6月24日《中國青年報》上的文章《在限價房問題上我向茅于軾先生道歉》，文中稱，他當年曾經在鳳凰衛視就經濟適用房問題PK茅于軾，現在覺得要向茅老道歉。

胡安東道歉的理由是，最近三件事讓他對經濟適用房和限價房的好處產生懷疑：“一是有開發商在經濟適用房的地塊上違規蓋別墅，引發鄭州規劃局副局長逯軍質問記者“替誰說話”后的一片嘩然；二是武漢經濟適用房的搖號有假，而當地政府通報此事時只花了一分鐘就算了事；三是北京住總集團董事長張貴林輕描淡寫地透露，由于銷售渠道穩定，該企業承建的限價房也有8%到10%的利潤?！?/p>

胡先生的解釋，讓人摸不著頭腦。他改變立場，觸及到一個我們從經濟適用房的失敗中學習什么的問題，不可不深究。

世界主要的市場經濟國家和民主社會，都有經濟適用房政策。特別是在歐洲一些城市，經濟適用房所占比例相當高，到了中產階級也有機會享受的程度。我一向主張，中國既然要走市場經濟的路，就應該向那些已經在市場經濟中獲得成功的國家學習它們的一些優點。特別是中國的貧富分化比這些國家都大，經濟適用房就更成為必要了。

不錯，中國的經濟適用房政策在實施過程中確實出現了許多問題，比如建造標準過高、面積過大，被許多有錢人搶占等等。但是，這些問題要解決，技術難度其實很小。中國有句俗話：“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廟”。房子是不動產，有錢人占了，如果整天開著豪華車出入，民憤很大，民眾舉報起來很容易。你逃得了初一，躲不過十五。這也正好為我們的改革提出一個尖銳的問題：管理好經濟適用房，要和推動民主建設聯系起來。

第一，經濟適用房的建造標準要經過適當的程序確認，特別是要讓當地居民參與決策。第二，加強輿論監督、加強地方社會的民主建設。讓老百姓在這個問題上不僅能充分表達自己的意見，還能充分行使自己的權力，決定把經濟適用房交給誰住。第三，政府下放行政權力，讓地方社會在管理經濟適用房方面享受更多的自治權力，以此來提高行政效率。

比如，對于以不法手段獲得經濟適用房的高收入階層，要加以重罰，情節惡劣者應沒收房產。關鍵是政府要有決心?，F在經濟適用房被中高收入者侵占的現象絕不少見，怎么殺雞儆猴的例子卻幾乎一個也沒有？這說明政府做得還不夠。如果每個城市都沒收幾十套房子，看誰還敢去冒險？

胡先生舉的三個例子，都非常令人深思。可惜他卻往相反的方向深思。比如“替誰說話”事件，已引起舉國公憤，質疑記者的逯軍也被停職。當地農民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表示，自己拿出地來，對建經濟適用房是支持的，但憑什么給富人蓋別墅？媒體的責任，就是監督到底，督促政府抓出有關責任者、嚴懲不法分子。武漢的事情也是一樣，已經成為全國性丑聞。這兩件事恰恰說明，在經濟適用房上做手腳，老百姓并非看不見。關鍵是要老百姓發出自己的聲音，并進一步獲得足夠的權力來管理自己的事務。如果總有人說網絡民意不是民意、網絡民意是非理性等等，當然搞經濟適用房想怎么黑就怎么黑了。那確實還不如不搞為好。

第三個例子其實也非常說明問題。承建經濟適用房的公司獲得一些利潤并非不合理。西方許多國家承建經濟適用房的公司也都有利潤，10%以下的利潤是企業適當的利潤空間。這恰恰說明那種房地產只為富人服務、“不給窮人蓋房”的論調是多么荒唐。我們的市場經濟框架，應該鼓勵企業為大眾服務。比如，你給中低收入階層提供物美價廉的住房服務，應該得10%的利潤。但是，我們國家的政策，是不是也應該讓那些建豪華別墅的公司賺不到10%呢？現在的肥水全歸了這些開發商，老百姓的住房問題當然難以解決了。

經濟適用房的問題，讓我們重溫了改革四分之一世紀以來一直在討論或思考的問題：市場經濟的改革，是否可以永遠脫離民主建設單獨進行？如果回答是肯定的，我就同意茅于軾先生的主張，停建經濟適用房，廉租房要修得人不到走投無路不會去住?？上В纯慈祟惖臍v史，沒有一定的民主秩序，有幾個市場經濟能夠成功？

經濟適用房問題恰恰也說明了這一點：至少在基層社會的管理和福利分配上，需要進一步推進民主建設。這包括更多的輿論監督、更多的社區自治(比如成立居民代表大會審核認證某人購買經濟適用房的資格)。市場經濟加上民主建設，這才是應該走的路。

(作者系美國波士頓薩?？舜髮W歷史系助理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