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州市黨政領導干部問責暫行辦法》規定：受到問責的黨政領導干部當年年度考核不得評為優秀，一年內不得提拔；重新任命的，按有關規定辦理。（6月9日《廣州日報》）

　　去年，一媒體在一篇題為《問責制在我國民主政治進程中的作用》之文章中說：“自2003年行政問責制廣泛地應用于公共行政領域以來，官員及政府的責任性在日益增強。尤其是2008年，一些官員因重大責任事故被紛紛問責，這顯示了中央及地方各級政府致力于建立“責任政府”的決心。”事實的確如此，因為這是我們都有目共睹的。同時，從中央各部委到地方各級政府，甚至社會各企事業單位或團體紛紛相繼對應出臺的問責辦法來看，問責制正在緊鑼密鼓地大力和廣泛開展之中。

　　然而，盡管如此，問責制在應用之中仍然存在著一些不夠完善的地方。比如，一些被問責的官員雖然當時在其崗位上撤離下去了，甚至一度就“銷聲匿跡”了，但是“風頭”沒過多久卻“莫名其妙”地又“復出”了。其中，有的是官復原職，有的平行而出，更有甚者還是“因禍得福”地“謀”到了比之前更高更“顯赫”的官職。這在過去，我們也是屢見不鮮的事。當然，群眾見了是堅決不會答應的。所以，許多“復出者”被大家高聲“吼”了回去。這也是過去屢見不鮮的。但是，這個被問責、再復出、后被吼下去的循環，在沒完沒了之中似乎于目前也沒讓我們看到一個盡頭。

　　那么，被問責的官員該不該復出，而群眾又該不該將復出的官員“吼”下去呢？這似乎是一件無法來說清楚誰對誰錯的事。因為，其沒有一個可以拿得上“臺面”去論的相關依據。雖然，更多的復出官員最終還是被群眾“吼”了下去。但是，這并不意味或標志著群眾的意見就一定是正確的。而群眾之所以“勝利”，這在某種程度上來說，其或多或少是相關方面出于輿論的壓力而做出的“讓步”。因為，畢竟民意是不可冒犯的。

　　但是，被問責的官員就永無“出頭”之日了嗎？對此，這可能不是我們該有的想法。因為，畢竟錯有大小，于是不可一概而論。所以，無論大錯小過都對其如判“無期徒刑”，甚至“死刑”一樣，這很不利于問責制的健康推行，更是不公平的。于是，這里就凸顯出一個問題。那就是被問責后的官員哪些可以復出呢？當然，更為重要的是什么時候可以復出呢？畢竟犯了罪要受刑法的制裁，而除了無期徒刑和死刑外還有個可盼的期限，甚至無期徒刑或死緩還有望減到有期徒刑的可能。

　　因此，對于一些可以復出的官員，應該給予一個“改過自新”的期限。如此而來，被問責的官員在規定期限以后，如果可以復出，這就會少去更多的爭議而不讓相關方面左右為難。因為，在執行上是有規并依規而為的。當然，這只是一個參考依據，更重要的是還要對被問責官員在“改過自新”期間的表現或成績等做是否可以復出的資格評估，并在決定其復出前做公示而聽聽群眾的意見。所以，廣州市對被問責官員規定一年內不得提拔，這是一個進步的舉措。

　　不過，廣州市的“被問責官員一年內不得提拔”規定，其仍然具有很大的問題。我們可以從其《辦法》的內容來看，問責分有誡勉談話、責令限期整改、責令作出書面檢查、責令公開道歉、通報批評、調整工作崗位或建議調整工作崗位、責令辭職、免職或建議免職八種問責方式。這是根據過錯的大小而對應在追究責任的。所以，對這些不同的問責方式，統統都以“一年內不得提拔”是不正確的。一年的時間也就360多天而已，稍微“克服”就一晃而過了。于是，其或許很難以“觸擊”一些被問責官員的“靈魂”，甚至會成為一種被問“大責”官員的萬幸。因為“再見不會太遙遠”，“我胡漢山很快就會又回來了”。

　　鑒于此，“一年內不得提拔”對于被問責的官員，或許可以這樣做，但其應該是一種最低的處罰而適用于被問“輕責”者。比如誡勉談話、責令限期整改等。而對于由小及大的不同問責方式，那么其“不得提拔”的期限就應該對應進行遞增了。這正如根據大小不同的罪行而所判不同期限之有期徒刑一樣。當然，盡管問責不同而可提拔或復出的期限也有所不同，但是這也并不是說被問責者都可在對應期限后被提拔或復出。因為，對于那些因問責而被“雙開”的官員，筆者還是建議實行“終生不得從政為官”的“無期徒刑”。這正如各地實行的“終生禁駕”，或者前不久對某銀行行長實施的“終生禁入”金融業的辦法或處罰一樣。

　　因此，在問責辦法中，筆者建議根據對應的問責方式加以不同期限而不得提拔或復出的細則來，切不可大錯小錯均以“一年”或僅“一個期限”一概而論。當然，問責的方式，以及問責后可提拔或復出的期限等，全國各地盡可能地標準統一化，這是最好不過的。問責制應持久展開，更應健康開展并逐步完善其內容。也愿問責制來得更猛烈一些！（梁萍）

（責編：李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