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鄱陽縣某國有中型煤礦擔任四年礦長的李兆泉從2004年起，先后161次從煤礦出納手中領走公款近163萬元。他領款時不用任何人審批，也不用辦理什么手續，僅靠出納用流水賬的方式記錄。在以李兆泉為首的“煤耗子”們的啃噬、折騰下，這座年產值數百萬元的國有煤礦，最終因資不抵債，于2007年7月通過改制，賣給了個體老板。（5月19日檢察日報）

　　關于國有資產流失以及國有企業工作人員監守自盜的事件媒體已經曝光過多次了，按照數額來講，相比較而言，李礦長的貪污金額也不算多。但是麻雀雖小五臟俱全，從這一案件中我們可以看到一條清晰的“偷倉”軌跡，可以以小見大。

　　回顧自己走過的歧路，李兆泉的最初分析是：“當礦長幾年，煤礦基本上是我一個人說了算，如果有人監督，哪怕提醒、警示一下，我也不會貪污這么多的錢。”

　　參與調查的檢察官分析說。“在缺乏有效監督和約束機制的情況下，李兆泉一個人說了算，導致煤礦管理出現了種種弊端，最終引發煤礦內部的這兩起貪污串案。”

　　一個是當事人的懺悔錄，一個是監管部門的檢討詞，我們不知都聽過多少回了，很動情也很深刻，但是層出不窮的老鼠偷倉事件，讓社會公眾的免疫力越來越強，社會公信力也受到極大的沖擊。

　　一直以來，事前監督勝過事后懲處是社會的共識，但是實行起來，事前監督總會顯得貧弱乏力，事后懲處也就成了必由之路。

　　從李兆泉的犯罪軌跡來看，財務管理制度形同虛設，干部使用任人唯親是監督缺失的最好證明。李兆泉從2004年起，先后161次從煤礦出納手中領走公款近163萬元。他領款時不用任何人審批，也不用辦理什么手續，僅靠出納用流水賬的方式記錄。李兆泉當上煤礦礦長后，在干部和職工使用上都以親戚和好朋友為主。他們對外統一口徑，致使李兆泉的犯罪行為長時期內未被上級有關部門察覺。

　　在此案件中我們也可以看到“撈一把”的影子，“想在改制前給自己留點退路”“我也知道煤礦改制是大勢所趨，自己已經50多歲了，總想在改制前給自己留點退路。 就這樣，我把手伸向了公款。”這當然不能成為李兆泉貪腐的借口，但是我們也要從他的交代中看到“顧慮”產生的制度現實，試想如果能在改制的過程中更多的體諒到這些人的實際情況，是否會降低他們的犯罪概率？

　　“國營”這頂帽子扣到企業頭上，更多的是要保證資產的安全性，更好的讓企業服務于全民，不是免費的，也不是鬧著玩的。防止老鼠偷倉而最可行的途徑就是切實有效的監督，不要等到糧倉偷空的時候再去追究責任，這畢竟是兩敗俱傷的結局。（李千帆）

（責編：李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