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廣泛關注的“女處級干部延遲退休”條款終未能進入人大立法程序。4日，北京市人大常委會就實施《中華人民共和國婦女權益保障法》辦法（修訂草案）征求意見。修訂后的草案中，“適當延長女性處級以上領導干部和女性高級知識分子的工作年限，實現男女平等”條款被刪除。（5月5日《新京報》）

　　“女處級干部延遲退休”條款的贊成者們有保障女性權利的心態支撐，認為女處級干部和女性高級知識分子是女性社會精英，延遲5年時間退休等于多為社會做貢獻，既有利于人力資源的充分配置，又有助于推動實現更充分的男女平等。這些“邏輯”不能說是錯的，但卻是錯位和狹隘的。

　　男性與女性之間存在著天然的性別差異，女性在心理和生理的多個層面與男性相比，相對處于弱勢地位。故而，無論是社會倫理道德，還是社會法則，才對女性權利進行了有形和無形的雙重保護。承認這種性別差異，對婦女權利進行“追加保障”，目的就是為了實現男女平等。而這，正是《婦女權益保障法》等一系列法則的立法主旨所在。在現代文明的視野下，婦女擁有與男性一樣平等的各項社會性權利，法律之所以規定男女非同齡退休，正是考慮到女性的生理原因，體現了法律和權利保障的人性化。隨著社會的發展，法律的人性化應該前進而非后退，刪除“女處級干部延遲退休”條款實為必然之結果。

　　更重要的是，憲法賦予了每個公民“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權利——在退休制度上自然也是如此。或者說，法律和制度適用的對象是所有婦女群體，而非某一特殊群體。從公平的角度看，僅延長女性處級以上領導干部和女性高級知識分子的工作年限，對其他女性勞動者有失公平；而從制度倫理的層面看，工作年限與級別、職稱掛鉤，本身就是制度設計的偏移，絕不可取。所以，我要說，北京市此番刪除的不是“女處級干部延遲退休”條款，而是“女處級干部的特殊退休權”。（陳一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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