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醫改方案的最終版將大學生納入城鎮居民醫保，這意味著今后大學生得自己繳費，不再享受公費醫療的“好處”。 　　

　　方案中說，到2010年，對城鎮居民醫保和新農合的補助標準提高到每人每年120元，并適當提高個人繳費標準，提高報銷比例和支付限額。兩項醫保的最高報銷水平(即“封頂線”)已經鎖定，為人均收入的6倍。（3月14日 《經濟觀察報》） 　　

　　以筆者所在的武漢一所國家211重點高校為例，計劃內招生的大學生在醫院看病，享受公費醫療待遇時，只需要負擔所花費用的10%。但是即便如此，一旦學生在校期間出現了大病，絕大部份的醫療費用還是靠學生家庭自籌。比如，在2006年和2008年，筆者所在高校接連出現兩起學生患白血病的病例，高達30萬元的基本手術費用對于這兩個農村家庭來說是不可想象的。 　　

　　想對于普通醫保覆蓋群體來說，大學生群體的特殊性在于，他們本身并沒有工作，其四年的教育、生活費用基本上全靠家庭供應，倘若再讓大學生自己繳費參加醫保，最終增加的仍然是他們家庭的負擔。早有媒體的調查數據顯示，供應一個孩子去上大學，已成為城鎮普通家庭和農村家庭最大的消費支出了。 　　

　　此外，大學生群體參加城鎮居民醫保，也還僅僅是基本醫療保障，一旦出現在校學生得上了大病，如果僅僅靠學生自己的家庭去自籌也顯然是不現實的。據國家統計局的資料顯示，08中國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5,781元人民幣，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4,761元。依據新醫改的最終方案，則城鎮居民醫保的報銷封頂線是城鎮居民平均收入的6倍，即為94,686元。而這9萬多元相對于筆者所言的那兩位需要基本費用30萬的農村學生而言，顯然是杯水車薪。 　　

　　筆者認為，針對高校大學生這樣的群體，應當切實明確政府、學校、家庭在整個醫療服務體系中的責任。并且建立一套有效的救濟機制，以便可以調動民間、社會、媒體的力量，去盡最大的可能挽救生命。此外，學生在校期間，不論是公費醫療還是自費加入醫保，其醫療服務的水平，藥品用藥都應該有所保證。 　　

　　新醫改方案，確立了政府在為國民提高公共醫療服務時，所應負有的責任，是政府本位的回歸。但是，建立國家層面的基本醫療服務保障，是大而龐雜的系統工程，需要切實考慮到各種群體的自身情況與其切實需求。尤其是作為普通民眾更為擔憂的大病的預防與治療問題，在強調政府責任的同時，更需要以一種合理的制度保障，來調動起社會各界的力量，重視民間社會涌現的多種形式的醫療服務模式，在給予必要的監管與監督時，來大力盤活民間的救濟力量。（王海越）

（責編：劉寶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