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引發的全球金融海嘯還在宣泄著它的威力，從前年個人住房信貸市場的危機演變成去年歐美金融機構資產負債表的惡化所導致的金融機構和金融體系全面性的流動性危機，目前又因為企業資產負債表的嚴重惡化所導致企業債市場和商業信貸市場的債務危機。與其說目前是第二波危機的到來，還不如說從去年開始歐美始終沒有走出流動性危機的困擾，因此，企業債市場的危機和今后金融機構的破產潮都是流動性危機的后果。所以，如何解決市場的流動性短缺將直接影響到基本面惡化的程度和規模。不管怎樣，這場百年一遇的危機使越來越多的人群都陷入了深刻和痛苦的反思:

　　首先，美國金融創新能力的濫用，讓廣大“在過于復雜的投資技術面前表現出單純和無力”的國內大眾和海外投資者，完全失去了長期以來對美國金融體系的威力和以美元主導的國際貨幣體系的充分信任。今天，全球還在通過貿易的萎縮和資本外逃的方式在承擔美國引發的金融大海嘯所擴散的市場風險。

　　其次，美國推行的經濟和金融全球化的發展理念，在美元主導的貨幣體系下將世界經濟失衡的格局越推越深。尤其是當1999年美國技術創新引領世界經濟的強國戰略受阻后，美國的金融創新的急速發展又回籠了大量國際資本，而沒有出現因為IT泡沫崩潰所帶來的美國經濟深度衰退，從而滋生和加大了美國大眾透支的消費模式、金融創新濫用帶來的泡沫以及不斷膨脹的美元債務。于是，在缺乏國際共同監管和政策約束機制的情況下，世界經濟失衡格局所隱藏的全球金融危機的爆發將是遲早的事情。

　　第三，從技術創新泡沫的產生、破滅到金融創新泡沫的產生和破滅的過程中，我們不難發現美國政府的“強國”戰略貫穿了始終，甚至不惜犧牲他國的利益！正是靠著這種大力又大膽的扶持市場的政策比如住房政策、產業政策、貨幣政策甚至軍事政策等 ，美國今天已經站上了世界產業鏈上最能創造財富的兩大高端位置:一是產品設計和研發所帶來的“品牌”和“標準”創造的高端優勢，二是財富匯集和管理所帶來的“定價”和“風控風險控制 ”服務的高端優勢。“創造”就意味著世界各國因為后期要購買無法選擇的生產投入“資源”而可能不得不通過各種方式來支付美國開出的“天價”；“控制”則暗含著在美國利益至上的前提條件下，美國政府會通過維護美元主導的貨幣體系來“左右”世界財富的價值。

　　總之，美國的這兩大高端優勢，形成了互相增強的促進效果。直到本次“百年一遇”的危機爆發后，世界才真正意識到共和黨過去為什么采取了不斷降息和減稅的溫和手段來“救市”的真正用意，也讓人們越來越擔心奧巴馬的民主黨在今天世界對美國越來越失去信賴的大環境下，會繼續為了維護美國“至高無上”的利益，而去上演“以我為中心”的保護主義鬧劇——有時會顯得赤裸裸，比如，用國貨，雇國人；但有時口頭上也會高喊“擁護自由貿易”，可實際行動上卻處處斤斤計較，與國外大打貿易戰爭。

　　于是，從上述這些深刻的反思中，人們自然會對目前的世界經濟格局提出很多不滿的抱怨和探索新的治國道路。

　　首先大家都會反思這樣一個問題，全球化意義究竟何在？按照美國倡導的理念來解釋的話，應該是發展中國家得益最大，那么，為什么在全球化環境中爆發的危機，總是發展中國家受害最深。這次美國引發的全球金融大海嘯對美國自身的影響遠遠小于其他國家在危機爆發中所受到的沖擊。具體而言，我們沒有看到美國出現因為大量資本的外逃而讓美國經濟陷入一種不可收拾的衰退境地，相反，韓國、俄羅斯和東歐等國——這些接受“華盛頓共識”的優等生反而卻因為國外資本利用自己開放的金融環境而大舉撤出，造成了自己的經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創。甚至連日本和一些歐洲發達國家也在叫苦連天——反思自己因為從投資和貿易方面對美元主導的貨幣體系過于依賴，卻無法擺脫這場危機的困擾，“無奈地”成了美國經濟硬著陸的陪葬品。

　　其次，人們會探索擺脫美元主導的貨幣體系所造成的今天世界經濟衰退的解脫之路。因為長期以來人們對美國“標準”和“市場”的依賴，已經使得美元的網絡效應在全世界廣泛鋪開，而且錯綜復雜，互相之間密不可分。今天世界經濟突然要想和美國模式“分道揚鑣”，困難不可小視。這次，希拉里訪華要求中國政府進一步增持美國國債也是美國政府的一種全球戰略上的“優越性”表現——他們的邏輯是“挽救美國經濟也就是挽救中國經濟自己”！撇開民族情感，她的建議可能真是出自美國政府對今天中國政府從來沒有的“善意”。但是，希拉里不會愿意中國政府拿外匯儲備去買斷美國的“標準”、“品牌”、“定價權”和“風險控制權”等涉及美國核心競爭力的“寶貝”。所以，希拉里的建議即使能帶來美國經濟盡快穩定的效果，但它不會從根本上改變中國經濟的競爭力和提高中國抵御外部風險沖擊的能力。因此，中美戰略關系不能只建立在維護美元主導的單邊貨幣體系的美國自身利益上。最近，人民幣國際化的進程在中央政府的大力推動下正在開始進行有條不紊地展開，也是我們國家從單純的貿易治國戰略向高端的服務治國戰略轉型的一個具體方案。我們雖然不能過于期待它能夠使中國經濟立刻就能走出一條新的模式，擺脫美國經濟衰退的負面影響，但是，它的戰略意義和膽識卻遠遠超過了在經濟發展的現階段所留出的有限的運作空間。

　　第三，作為我們長期以來生活在出口導向經濟環境的每一個中國公民來說，都在關心中美今后戰略關系會向何處發展。我們認為，當世界各國都在調整對美國依賴的程度和探索自己與美國“錯位發展”道路的時候，中國政府反而更應該注意美國的發展戰略和中美關系的協調。因為，美國會利用自己的兩大高端優勢和目前依然發揮作用的美元主導的貨幣體系，主動“告別”自己的過去，繼續不斷向上攀登，如果下次還是美國再次創造了新的“品牌”和“標準”，而且利用他們又給大眾帶來了更高的物質和“精神”上的享受，那么，我們的自主創新所支撐的“錯位發展”戰略，能否伴隨人民幣的國際化，接近美國所占據的兩個高端優勢，就將影響到中國經濟未來可持續發展的模式。如果從時間、成本和需求等因素上看，短時間我們沒有把握做到立刻趕超，那么，我們就要十分注意美國制定標準的動向，比如，新能源、廢氣排放標準設定等，因為如果我們不注意伴隨這種標準變化的商業動向和市場動向，相反，只管自己對原油、鐵礦石等工業投入要素加大戰略儲備，并滿足于現有的工業大生產模式，那么，我們就有可能因為美國主導的“標準”改變而使得我們的產品大量過剩，失去競爭力和財富創造的能力。從這個意義上講，今天新能源產業的振興計劃可能要比房地產的振興計劃意義更為深遠。(作者系復旦大學經濟學院副院長、金融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