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于生與死的觀念，似乎一直是個令人困惑的問題。在我們的傳統觀念中，古人曾說：或重于泰山或輕于鴻毛。這是從傳統價值觀出發的。但我想提出思考的是：對于個人，生與死的觀念是不是該一直用這個價值觀來衡量？

    我先舉個例子：50版60版的人一定都記得中國第一屆少年大學班（11歲上中國科技大學少年班的）寧鉑先生，前些年，這個曾經在粉碎四人幫時代后第一個上少年班的“神童”選擇了以出家的方式度自己的余生。在很多人看來，這無法理解，可在寧鉑的那些功成名就的同學來看，這未嘗不是寧鉑先生對余生的最佳選擇，因為他要尋找的是一種自己心靈的寧靜，而出家為尋找這種心靈的寧靜提供了平臺。

    再把話題拉回到今天的主題上來。

    25日中午1點過，重慶《紅巖》雜志社總編室主任、知名女作家王英（筆名越兒），在四川參加筆會后，因筆會過程中有人開她玩笑，出言譏諷且玩笑開得過分了點，讓她受不了，回到重慶的家里，便從14樓縱身跳下結束了她38歲的年輕生命。（來源：華西都市報 ）

王英到成都參加散文家論壇，23日在錦里留影

    事情發生后，有人惋惜，有人感慨，更多則認為風華正茂的美女作家為何就此輕生，是不是對生命太不尊重了？

    其實，作家因某種原因選擇以自殺的方式了結生命的例子已很多，并且還引發了后人們以各種方式去解剖這一現象。從屈原到海明威、到老舍到三毛到華裔女作家張純如， 再到去年的湖北詩人余地昆明自殺，一直讓人們扼腕嘆息。可事實上，每一個自殺的作家背后都有很多復雜的原因。而每一次用傳統價值觀念來衡量，這些人以自殺這種方式結束生命都是非常有失一個作家的水準的。但我想說的是：在對于每一個個體的人，我們是不是不該用太多的指責來面對這些天堂上的靈魂？我們是不是也不該去大驚小怪嘩眾取寵？

    無論是情感還是壓力又或者是當初的環境，一個作家在這個世界上貢獻了自己的力量，他（她）對自己的價值觀已經完成了最終的研判，選擇自殺處理自己的“皮囊”，這也是他的權利，我們應該尊重這種權利。比如：她認為自己有生之年已經實現自己的價值，存在已沒有必要，他選擇去另外的世界尋找自己的新的“人生”，這對于他來說，也許活著比離開這個世界更有意義，所以他去了。

    當然，從我們這個社會體系來說，這似乎是一種消極的價值觀，是不值得去提倡這么做的。但我想說的是：每個人有權利選擇自己的生活，當然也就包括對生與死的觀念以及對其方式的選擇。所以，即便是作家，也不例外，我們應該尊重他們的選擇，而不是在背后指指點點，品平論足，該干嘛就干嘛去，又何必大驚小怪呢？（昆明張三）

（責編：李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