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肉搜索”剛開始時確實找到了一些應該找到的人，可是隨著人們的濫用，越來越多無辜的人受盡了折磨。8月25日，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朱志剛提議立法追究人肉搜索刑責。（人民網8月27日報道）

　　雖然有人認為刑法已經對名譽權進行了保護，立法追究人肉搜索刑責有管得過寬之嫌，但筆者卻認為，這種立法很有必要——當然，并非專門針對“人肉搜索”的立法，而是針對“隱私權”的立法。

　　根據現代法律的精神，“人肉搜索”是一種嚴重侵犯公民最基本的人權之一，即“隱私權”的“網絡暴力”行為——即使對于網友所謂的“不道德的人”，或者違法犯罪人員，如果沒有經過當事人的同意，隨意地披露了他或她的個人信息，都是不道德的。如果這一行為擾亂了當事人的正常生活，甚至對當事人的生命或財產造成了傷害，法律就應該對此類行為進行立法，懲罰那些傷害他人的行為人，以保護公民有尊嚴、有安全感地生活的權利。

　　一般來講，“人肉搜索”分為兩種類型。一種類似于“尋人啟事”，如“郭文珺拿金牌尋父”即是。但即使是這種“人肉搜索”，如果不是當事人自己提出或授權，而是在未征得當事人同意的基礎上發布的，也有可能對當事人造成一定的傷害，就像熱心網友為郭文珺尋父發動人肉搜索，卻使得郭文珺及其兩方長輩和親友陷入巨大尷尬一樣——雖然談不上不道德，至少也是不尊重他人的一種表現。另一種“人肉搜索”則類似于官方發布的“通輯令”，發布這類“人肉搜索”的網友往往有一個冠冕堂皇的理由，打著“正義”或“公理”的大旗——盡管有些人將“人肉搜索”當成打擊報復他人的有力工具，但在發布“人肉搜索”時，仍然需要用某種道德的口號使其行為合理化——號召網上網下的好事者“協同作戰”，共同討伐某個“不道德的人”。然而，不管這種理由怎么正大光明，這一行為本身都是違背現代法制精神的，是法治社會和法制建設的頭號大敵。

　　現代社會是一個崇尚理性、多元與寬容的“陌生人社會”，與傳統的“熟人社會”不一樣，由于人們來自于不同的“道德共同體”——每個人都有自己的道德觀與價值觀，故人與人之間的相處以不傷害他人，既“人所不欲，勿施于人”為原則，而對于他人的道德觀與價值觀即便并不認同，仍需以寬容的心態和最基本的尊重對待之，因為沒有任何證據能表明自己的道德觀與價值觀一定就優于他人的道德觀與價值觀——現代社會是以法律，而不是相對一元化的道德來調節人與人之間的關系的。未經當事人同意的“尋人啟事”式“人肉搜索”是建立在對他人不尊重的基礎上的，而“通輯令”式“人肉搜索”卻更是建立在對他人道德觀與價值觀的不寬容基礎上的。參與“人肉搜索”的網友往往其實是一些自以為是的“網絡暴民”，不管他們在意識層面上發布“人肉搜索” 的動機是多么地崇高，在潛意識層面，卻是一種使精神空虛、有著嚴重的虛弱無力感的暴民們產生道德優越感和強大感，并滿足其權力欲、控制欲——甚至施虐狂傾向——的游戲罷了。如果我們的社會放縱這種建立在非理性情緒基礎上的“網絡暴力”，任其發展，而不是將之納入理性與法制的軌道，將造成巨大的社會危害，嚴重威協到每一位公民日常生活的安寧——因為每個人都可能成為它的受害者。

　　從某種意義上來說，“人肉搜索”是現代信息技術與中國傳統的一些社會弊病，如缺乏法制意識、權利意識與對他人權利的尊重，缺乏寬容，法制不健全，道德一元化等結合的產物。正因為如此，對“人肉搜索”為代表的侵犯公民“隱私權”之類的行為進行立法，是一種社會進步的表現，也是非常必要的，絕對不能說是“管得過寬”。（宕子）

（責編：吳頌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