廉價勞動力是“東莞制造”成功模式的重要因素，而靠產業升級而走出加工貿易藩籬的“東莞制造”留給社會和自身兩大難題：一是數百萬低素質農民工將不得不回到他們告別了很久的土地上。二是“東莞制造”產業結構調整和企業升級轉型面臨著高素質勞動力需求斷檔。一個不爭的事實是在勞動力成本上升和美元貶值的打壓之下，珠三角地區“中國制造”業的“升級潮”正在引發大批量低素質勞動力的“回鄉潮”。這就給我們留下了一個深刻啟示：進入廉價勞動力后時代的“中國制造”呼喚著農民工素質的“升級再造”。

　　我們不得不承認，中國是一個制造廉價勞動力資源的工廠，而處于國際經濟分工生產鏈條末端的中國制造業為承載廉價勞動力貢獻不斐。一方面廉價的勞動力支撐了廉價的中國制造，另一方面廉價的中國制造還在制造著中國的廉價勞動力市場。中國制造產業升級后，中國的農民工在實現身價“救贖”的同時也不得不面臨著“無市”的尷尬。一個珠三角地區就可能有數百萬農民工失去就業機會，那么全國有多少個珠三角？將會有多少農民工“背廠離城”？于是，在欣慰于中國制造產業升級的同時，又不得不回過頭來去體會農民工的感受。

　　與其說中國的農民工是“低價”的，倒不如說中國的農民工是“低能”的。有資料表明廣東省從業人員中初中以下文化程度占74.9%，沒有經過任何培訓的占75.3%；農村勞動力82.3%只有初中以下文化程度，84%未經過職業技能培訓。而在我國全體工人中，70.9%沒有技術等級，技術工人僅占29.1%，農民工中的技術工人僅占25.5%，這與發達國家技能勞動者占工人總量50%到75%的情況相比，有很大差距。農民工中高級技工及技師僅占工人總數的2.3%，高技能人才比例偏低。這就是中國農民工素質轉型面臨的最大問題。

　　有什么樣的產業，就有什么樣的產業工人；有什么樣技能素質的產業工人，就能發展什么樣的產業。當前，廣東乃至全國經濟正面臨深刻轉型，然而，其就業結構與勞動者素質卻越來越難以適應形勢的要求。中國產業需要升級的不僅僅是“東莞制造”，而極不適應產業升級需要的農民工急需“素質再造”，否則就會出現產業升級沒有對應人才而使勞動力市場出現斷檔，而大批量農民工因素質低下而無業可就的惡性循環。中國不僅需要制造業破解產業“低端化”的困局，還需要破解農民工素質“低能化”的困局。

　　沒有中國農民工素質的升級，極難實現中國產業的升級。這就迫切需要把農民工教育視為政府職能的一部分，納入公共服務的范圍之中。整合教育資源，充分發揮各類教育機構和企業的作用，根據農民工多層次、多樣化的需求和行業特點，分類進行培訓。根據不同產業、不同行業、不同崗位的特點，有針對性地、逐步實施職業準入制度，使農民工形成參加培訓和教育的自覺性和主動性。努力改變“先就業，后培訓”或“只就業，不培訓”的局面，逐步建立“先培訓，后就業”的勞動力市場準入制度和“培訓合格才能就業”的職業準入制度。（李承志）

（責編：劉寶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