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任何一次生產要素的變化，總會給人類帶來一次生產、生活方式的變革。蒸汽機的發明，曾讓人類走進大機器時代；而今，碳能源的昂貴，同樣會催促人們盡快尋找全新的生產方式。

　　事實上，過去的兩次石油危機后，一向標榜市場先鋒的美國，也不得不動用財政資金，實行油價補貼。而被認為長期執行“政府主導模式”的日本，反而大膽地說出了“政府無能為力”。其結果是，到2001年，日本的單位GDP能耗指數降到92.2，而美國則高達254.1，約為日本的2.8倍。同時，與1973年相比，2001年日本的石油依存度下降了1/3，2006年進一步下降了59%。日本石油進口金額占名義GDP的比例也由1980年的5%下降到2003年的1%。

　　顯然，面對高油價，日本政府的“無為政策”通過市場機制，強化了日本經濟的“高油價抵抗力”。而日本企業在政府不再擔保的政策下，積極展開自主技術創新，實現了生產方式的根本改變。由此，日本產品的全球競爭力快速提升，不斷擠占美國的市場份額，美國企業則在政府高額油價補貼下，不思進取，市場份額不斷下滑。美國的制造業產值占GDP的比例也持續下降。

　　近幾年，全球油價飆升，日本企業豐田的低油耗汽車在北美市場備受青睞，而美國通用公司的豪華汽車價格一降再降。高油價改變的不僅僅是日本企業的生產方式，也改變了日本居民的生活方式以及日本政府治理經濟、社會的政策。日本居民的勤儉節約、抵制浪費早已聞名，就連在倉儲超市的大規模消費也被看作是大規模浪費。減少消費石化產品、自覺尋求低碳社會的生活方式在日本漸成潮流。同時，日本政府在全社會積極倡導“循環經濟”，推廣可再生能源，以引領“低碳社會”的發展。自20世紀80年代始，日本政府結合國有鐵路民營化改革，全面促進城際鐵路與城市軌道交通系統對接，實現了城市交通系統的集約化。當前，日本政府繼續維護“汽油稅”，全方位貫徹省油戰略，推動企業自主構建適應低碳社會的生產體制。

　　可見，構建低碳社會，走向低能耗時代，需要企業、政府、個人多方努力，共同降低能耗，提升能源使用效率，擺脫對碳素能源的過度依賴。而市場制度的全面升級，成為保證生產體系、政策運營體系升級的前提，也是居民消費意志有效傳導于企業，促進產品升級的制度保證。

　　從日本的經驗來看，高油價不是件好事，但可以變成好事，關鍵就在于能否把高油價的壓力轉換成創新的動力，積極迎接“低碳時代”，實現產業結構的變革，并在全社會形成良好的節能生活方式。(劉軍紅 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日本所研究員)

（責編：李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