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日下午，在南京沐浴協會的發起下，南京30多家大型沐浴、足浴企業負責人作出承諾，對賣淫女實施‘一刀切’的拒收和清退政策：“對于此前曾經有過盜竊、賣淫等違法行為的服務人員，一律不予招收；已經招收的，核實后全部清退！”。協會秘書長張錦忠表示要力圖百分之百地凈化行業。（據4月23日《新京報》報道）

資料圖：警方突查洗浴中心。

　　對于賣淫嫖娼現象之遏制，一方面在于可能涉事其中的各主體——洗浴企業方也好從業人員也罷——加強自律；一方面則還在于公安機關加強治理，予以打擊。南京沐浴協會“我們自愿做出承諾”的道德自律當然值得激賞；但是諸如所謂“一刀切”舉措，卻還是讓人不以為然，以為失諸偏頗。

　　因為正如柏楊先生在《對事不對人》中所說：“托爾斯泰先生有一次向一個乞丐施舍，朋友告訴他，該乞丐不值得施舍，因他品格之壞，固聞名莫斯科者也。托先生曰：‘我不是施舍給他那個人，我是施舍給人道。’”；其間也提到個“新聞事件”——“臺北名鴇何秀子女士服毒自殺，……遇救后在她的寓所招待記者，……這一控訴出了麻煩，第一個嚴重的反應是警察局長，表示非取締她不可……”，并評論道：“何秀子女士當鴇兒是一回事，人權又是一回事。……憲法是不是規定妓女不準招待記者？……只有蒙古的征服者才把人分為四等十級，……難道我們自己也將妓女劃成一個最低階層，不受法律和人道的保護？”。——而南京沐浴協會“凈化行業”的行為，同樣也應該是止于：“對事不對人”。

　　因為即就是“前科”服務人員，當時在“以事實為依據，以法律為準繩”為原則的受到公安機關的處罰或法院的裁決后；俟懲戒期滿，也就與其他公民一樣，各方面一般依然還享有同等的法定權利；而南京沐浴協會如此‘一刀切’舉措，卻是先搶占上一個道德的制高點，即“道德大棒”舞起來，“道德標簽”貼起來，是在將人“一棍子打死”。客觀效果，就積極的一方面來說，或許能起到一定震懾作用；而就消極的一方面來說，卻是有悖于“人非圣賢，孰能無過。”“士別三日，當刮目相看。”的古訓，會打擊到有“前科”者的改過自新、從良向善之心，甚至以致“破罐子破摔”；而最根本的一點，即在于有違《勞動法》，涉嫌侵犯有過“前科”公民的平等就業權利，——《勞動法》第三條有規定：“勞動者享有平等就業和選擇職業的權利”，并不因是否有“前科”而就把公民就業權利分為三六九等。

　　所以，南京沐浴協會旗下企業的適當做法，應是潔身自好，不對賣淫嫖娼行為提供便利；同時加強對從業人員監督管理；對賣淫嫖娼行為一經發現，及時向公安機關反映，配合公安機關進行打擊。而如此‘一刀切’舉措，卻是在滿足了自身“道德優越感”的同時，有悖于《勞動法》的規定，涉嫌侵犯公民平等就業的權利，實為矯枉過正，而過猶不及；在一個以公民權利為重的法治社會，并不值得提倡和肯定。（于立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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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編：李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