仇和是一個以改革著名的政治家，也正因為他善于解放思想，所以取得了不少改革的成績。但是，并不是改革家的每一次思想解放都沒有問題，仇和這一次“沒有明令禁止都可以想、可以干” 的思想解放，就存在雙重錯誤。

　　其一，“沒有明令禁止都可以想、可以干”，也就是說有明令禁止的，都不可以想，都不可以干。但“明令禁止”的不一定都是對的，實際上，現實中許多“明令禁止”正是需要改革者鼓起勇氣去努力打破的。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可以說仇和僅僅是一個保守的改革者。

　　黨的十七大報告指出：“解放思想是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一大法寶”，在改革開放30周年的特殊日子里，再一次討論思想解放，無疑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眾所周知，思想是屬于個人腦細胞的神經活動，只要不以語言表達出來或者以文字傳播出去，外界既無法知曉，也無法干涉，因此，思想解放首先必須承認和宣揚“思想無禁區”這一思想，即使有明令禁止，也是允許想的。

　　其二，“沒有明令禁止都可以想、可以干”，這是一種行政授權，而這種授權的根本來源還是人民，因此，除了現有法律、規章制度的明令禁止外，政府是不是都可以想、可以干，還必須看人民答不答應。如果只看“禁令”，不顧人民的意見，人民就可能成為改革的犧牲者。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又可以說仇和是一個激進的改革者，甚至可以說是一個莽撞的改革者。

　　在改革的過程中，我們一直強調轉變政府職能，政府職能應該向什么方向轉變，目前已經有了一個基本的共識，就是建設服務型政府。也就是說，政府僅僅是為改革發展創造良好環境的主體，而不是創造財富的主體，必須從“運動員”的角色中退出來，當好后勤員、裁判員。而服務型政府最強調的就是依法行政，政府的所有行為必須限制在法律法規規定的范圍內，不得隨意行為。另外，除了法律之外，還有道德，政府也不是“沒有明令禁止都可以想、可以干”的。

　　仇和解放思想的言論中，出現相互矛盾的邏輯錯誤，實質上是目前整個社會對思想解放原則認識不清所致，因此，黨中央有必要在此對全國人民，特別是領導干部，進行解放思想上的合理引導。實際上，對于解放思想，鄧小平早就有經典的論述：“我們講解放思想，是指在馬克思主義指導下打破習慣勢力和主觀偏見的束縛，研究新情況，解決新問題。解放思想決不能夠偏離四項基本原則的軌道，不能損害安定團結、生動活潑的政治局面。”

　　對于建設法治國家進程中的我們，必須深入貫徹黨的十七大“要按照科學執政、民主執政、依法執政的要求，改進領導班子思想作風，提高領導干部執政本領”的精神，切實處理好解放思想與依法行政的關系，既要始終堅持解放思想，在解放思想的前提下做到依法行政，又要樹立依法行政理念，在遵守憲法法律的原則下做到解放思想，從而更好地促進經濟、社會的持續健康發展，維護和實現好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 （葉雷）

（責編：李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