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事以鬧劇始者，往往亦以鬧劇收場。“公祭黃帝”本來就是一場勞民傷財的不折不扣的鬧劇，而哄搶鮮花這一場景不過是為公祭鬧劇下了一個“黑色幽默”式的注腳罷了。撇開“公祭搭臺，經濟唱戲”或“比面子”、“賽政績”之類的功利性考慮，或許，公祭活動的組織者與舉辦者確實有著某種崇高的目的，如弘揚中國的傳統文化，增強中華民族的文化凝聚力等等。但是，崇高的動機往往未必帶來崇高的結果，任何決策如果建立在一廂情愿的美好愿望或虛幻的“烏托邦”上，必定會導致“播下的是龍種，收獲的卻是跳蚤”這種結果。

　　所謂“國之大事，在祀與戎”，但凡祭祀，無非是通過某種象征性的儀式使某些特定的觀念、人物、事物或空間神圣化。祭祀是一種意義生產的方式，曾經在人類歷史上――甚至直到現時代，仍然扮演著十分重要的角色。然而，時移世異，隨著中國在世界文化潮流的推動下步入現代社會，如馬克思所云，“一切神圣的東西都被褻瀆了”――現代文明對傳統文化的“去魅”或曰“去神秘化”已經使一切“神圣事物”變得滑稽可笑和不合時宜。如果說祭祀在傳統社會還能喚起人們某種神圣的感情，那么，對現代人而言，建立在“巫術思維”上的祭祀儀式最多不過是一場“神的喜劇”罷了。換言之，對古人來說莊嚴肅穆的祭祀已經失去了廣泛的社會心理的支撐。

　　對于哄搶鮮花事件，很多網友將之歸因于國民素質的低劣或舉辦方管理的不善。這兩種解釋固然也有一定的道理，然而，換作他國的公民，這類事情卻也未必不會發生――在一定意義上，與其說哄搶事件和國民素質的高低有必然的聯系，倒不如說它是一個和群體心理學有關的事件。法國社會心理學家勒龐認為，群體具有沖動、急躁、缺乏理性、沒有判斷力和批判精神、夸大感情等特點，形成群體的個人的精神結構會發生改變，就像受到催眠的人一樣，他不再能夠意識到自己的行為，在某種暗示的影響下，他會因為難以抗拒的沖動而采取某種行動。因此，“孤立的他可能是個有教養的個人，但在群體中他卻變成了野蠻人――即一個行為受本能支配的動物。”雖說群體行為往往是非理性的，但若是公祭儀式確實在群眾心里喚起了某種神圣的感情，這種神圣性將對他們褻瀆神圣的行為產生強大的制約。由此可以看出，哄搶鮮花的群眾是抱著看熱鬧的心理參與這一所謂的“盛典”的，在他們對“公祭黃帝”的闡釋中，找不到任何神圣的元素。

　　按照傳播學大師麥克盧漢“后視鏡”的理論，當社會和個人面臨新的境遇時，他們會依附于不久之前的過去來尋求前進之路。時下全國掀起的你方祭罷我登場的公祭熱潮其實是國人在面臨全球化與現代化這一新的歷史境遇時，對于本民族文化的衰落以及由此產生的文化身份認同危機的應答。公祭背后強烈的憂患意識一方面是民族文化復興的強大動力，另一方面，卻又不得不說，公祭大典其實是傳統的 “禮治主義” 的變種，類似以公祭傳承優秀文化的思維也是一種嚴重的“僵尸迷戀”――而在對待文化的繼承與創新這一問題上，如果背負著過去沉重的尸體不肯放下來，必然會產生文化上的停滯甚至倒退，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與中華文化的偉大復興也必然成為遙不可及的“烏托邦”。在筆者看來，中華文化的偉大復興的唯一康莊大道在于重新舉起“五?四”時代飄揚在神州大地的“民主”與“科學”這兩面大旗――除此之外，別無他路。(宕子)

（責編：徐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