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其他“惡搞”名著的人一樣，日本作家蘆邊拓對《紅樓夢》的改編也引起了網友們強烈爭議，并惹來了眾多“磚家”們的磚頭。其實，“磚家”們大可不必如此群情激憤，神經過敏，因為不管怎么改編《紅樓夢》，并不會對傳統文化產生絲毫的破壞，相反， “磚家”們看待此事的非理性、不寬容的態度倒恰恰是文化健康發展最大的敵人。

　　為什么說名著的改編并不是對文化的破壞呢？首先，改編畢竟不是原著，也不應該被當成原著來讀，只不過是或多或少地借用了原著中的一些元素的再創造罷了。在此意義上，改編文本不管好壞都不會對原著造成損害，因為任何真正理性的且有一定藝術鑒賞力的人并不會把它當原著來讀，自然也就不會損害他們對于原著的藝術感受；而那些大拍板磚的道學家們卻又未必能欣賞原作的美，那么，對他們而言，又有什么損失了――任何人都不會丟失從未擁有的東西。

　　從藝術的角度而言，我們不能排除改編作品的藝術價值與原著相比可能毫不遜色，甚至超過原著的情況――顯然，這不能不說是文化上的一大幸事。按照“磚家”們的邏輯，《金瓶梅》難道不是“惡搞”《水滸傳》的產物？如果當初“蘭陵笑笑生”懾于他生活于其中的那個時代的“磚家”們的輿論壓力，不敢拿《水滸傳》開刀，也就不會出現《金瓶梅》這本曠世奇書了。愛爾蘭作家詹姆斯?喬依斯創作的被譽為“20世紀最偉大的英語文學著作”、意識流小說的“開山”之作、“世紀經典”之作的《尤利希斯》也是對希臘荷馬史詩《奧德賽》的“惡搞”， “磚家”們是否也認為這種事情太荒唐，也要去拍地拍磚呢？退一步說，就算改編得并不成功，甚至是嘩眾取寵，迎合讀者的低級趣味，又何妨讓它自生自滅呢？如果一個社會的大多數人對這種低級趣味的作品感興趣，只能說明這個社會在文化上的墮落，其錯并不在低級趣味的作品本身――在這種社會語境里，對低級趣的拍磚并不能有效地扼制低級趣味，其實倒是在替低級趣味做免費的廣告，何況，這種拍磚行為本身往往也是低級趣味的；而對一個趣味高雅，鑒賞能力健全的社會來說，由于它對低級趣味的作品具有強大的免疫力，這類作品將不可能占有多大的市場，最后必定無疾而終。

　　再退一步說，即便對于趣味與藝術價值不高，甚至有“惡搞”之嫌的改編的或原創的作品，我們也應該以“盡管我不同意你的觀點，但我愿意用生命來捍衛你表達自已觀點的權力”這種寬容的態度來對待之。筆者并不是說我們應該以“存在的就是合理的”為借口無原則地接受這類作品的存在，也并不反對對這類作品的理性的批評，而是認為對這類作品的非理性的壓制或謾罵將得不償失――因為這是對言論自由的壓制，而對言論自由的壓制從某種意義上來說也就是對思想自由與創造力的壓制。或許，所謂的“惡搞”褻瀆了國人心中某些神圣的東西，但是，正是在此意義上，“惡搞”這一行為本身才是有益于社會進步的。尤其在我們這個過分道德化的，神圣事物太多，社會禁忌太多，并且輿論如此專橫的社會里，更需要一些離經叛道的言論或行為的不斷沖擊，來保持社會的活力――正如約翰?斯圖亞特?密爾在《論自由》所言，“一個社會中所見到的不守常規（“惡搞”的另一種稱呼），是與它所有的創造力、思想活力以及道義上的勇氣成正比的。當今時代最大的危險是敢于不守常規的人太少了。”（宕子）

（責編：徐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