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4日，當了一年時間“犯罪嫌疑人”的農民杜長銀收到長春市農安縣人民檢察院反瀆職侵權局送達的撤案決定書。此前，杜涉嫌非法持有國家絕密、機密文件、資料、物品”，受到總計117的羈押。（3月25日《城市晚報》）

    綜觀本案，案情其實平常無殊：磚廠承包人杜長銀向縣公安局經偵大隊舉報他人合同詐騙，警方初查之后，做出不予立案的決定。杜對此結果不滿，先后到省、市、縣相關部門上訪。上訪過程中，杜長銀提供了當地警方調查此事過程中所做的有關筆錄復印件。正是這些被命名為“國家機密文件”的筆錄復印件，成為縣檢察院對他百般發難的惟一“物證”。當然，時隔一年之后，法律終于將遲到的公正還給一位幾乎“弱不經風”的公民個體。經兩次法院裁定，“國家機密文件”的證據定性被推翻――這不過是一起徹頭徹尾的錯案。

    然而，杜長銀案僅僅是一起簡簡單單的錯案么？

    從善良與進步的角度，我們寧愿信奉“遲到的公正也是公正”之說，法律的天平釋義就是公正。但現實是復雜的，概念層面上的法律公正并不等同于具體司法實踐中的完美無缺，冤假錯案客觀上是不可避免的。錯案、假案都是冤案，錯案存在故意與故失兩種，對執法者而言，這兩種情形是需要區別對待的，按照最高檢《檢察人員執法過錯責任追究條例》，因過失造成的錯案，檢察人員是可以免責的。但故意而為的錯案，便是假案了，是盜用法律的名義對無辜者“欲加之罪”，年初曝出的“西豐警察進京抓記者”丑聞，正是一個這樣的盜法樣本。

    回到杜長銀一案，種種不可理喻的跡象，讓我們很難不對這起錯案的背后產生相關“聯想”。首先，杜長銀自2006年初就懷揣所謂的“國家機密文件”踏上公開上訪之路，何以直至次年3月13日才被檢察機關“拿下”，上訪與被抓之間究竟有無不可明示的玄機？另據報道，杜被抓之前不過10天左右，曾到檢察院檢舉過縣人民法院一名審判員，兩者難道純屬巧合？

    其次，以杜所涉罪名，“國家機密文件”這一證據的認定至關重要，從立案到刑拘到批捕，再到提起公訴，涉及到檢察院的多個分工部門，何以竟一路綠燈，無一環節對此證據的合法性提出質疑？即便證據本身屬實，這一罪名的最終成立還離不開對嫌疑人主觀故意的認定，也就是說，身為農民的杜長銀“應當知道”自己所持有的材料屬于“國家機密”，試問當地檢方又是如何吃準一點的？

    再者，姑論當事人手中的筆錄復印件確屬“國家機密”，則為何不見反瀆職侵權局在職責范圍內對警方是誰“泄露國家機密”的相關人員展開連帶偵查？并不曲折的案情面前，既已證據確鑿，當地檢方又何故在長達一年多的時間里，對犯罪嫌疑人幾度取保候審幾度收押，此舉能否、或者在多大程度上能夠排除就是傳說中“底氣不足”的征兆？（王景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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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編：李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