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剛剛結束的全國兩會上，一部針對性騷擾問題的司法解釋建議稿被提交討論。多名代表委員提出應該完善禁止性騷擾的相關法律。在這份專家建議稿中，首次明確提出用人單位在預防和制止性騷擾問題上要承擔責任。（2008-3-21  《北京晚報》）

　　雖然很多場合都會出現性騷擾，但職場屬于性騷擾的“重災區”卻是不爭之實。北京華坤女性調查中心的調查表明，50%的性騷擾來自于工作場所。《信報·職場周刊》與TOM在線關于職場性騷擾的調查得出了幾乎同樣的結論。50．66%的人遭遇過職場性騷擾，且這類性騷擾多來自于上司和同級別的同事，所占比例分別是41．18%和42．35%。

　　在TOM在線設計的 “如果遭遇了性騷擾，你會怎樣做？”的問項中，48．97%的人選擇了忍氣吞聲，26．90%認為應該立即反抗，有11．72%的人采取了辭職的方法躲避性騷擾，只有12．41%的人選擇訴諸法律。之所以出現這種現象，除了舉證困難勝訴率低外，更重要的原因恐怕是：由于施害者或是老板或是可以掌握受害人勞動關系成立、存續、變更、崗位分配、報酬、考核、晉升、降職、調動、獎懲等生殺大權的強勢方，胳膊擰不過大腿，處于弱勢地位的雇員要么選擇委曲求全，要么選擇辭職逃避，鮮有選擇抗爭也就很好理解了。

　　即使有限幾個受害人通過訴訟渠道讓騷擾者賠禮道歉、消除影響甚至賠償精神損失，但這種方式充其量只是一種事后的預防。顯而易見，這種預防具有一定的滯后性，因為受害人遭受的身心傷害可能一輩子都無法修復。所以，探索建立預防和制止性騷擾的有效機制值得重視。

　　關心工作人員的健康和安全，保障工作人員可以體面地勞動，保證工作人員人格尊嚴不受侵犯，這既是文明社會對用人單位的基本要求，也是用人單位社會責任的具體體現。反性騷擾關口前移，在性傷害未發生之前進行預防，即通過賦予用人單位制訂規章制度，尤其是制定性騷擾的防范措施、懲罰預警措施及在用人選擇上進行預防，這是發達國家的通行做法，值得我們很好借鑒。

　　美國公民權利法案就用專門章節在性騷擾問題上規定了顧主的責任，此法所言的顧主涵蓋了所有的私人企業、國有或地方政府機關、雇員15人以上的教育機構，同時還包括私人和公共的就業中介、勞工組織、負責職業培訓的勞工管理聯合會。法案規定企業內部必須建立性騷擾的投訴及解決機制，必須對員工進行禁止在工作場所進行性騷擾的教育培訓，否則，一旦發生性騷擾事件，受害人可以向公民法案授權的組織——就業委員會投訴，就業委員通常會直接進行調解或支持受害人向法院起訴，企業將因此承擔巨額的補償及懲罰性賠償金。鑒于性騷擾已成為歐盟職業婦女面臨的最嚴重問題，歐盟委員會提出一項關于懲治在工作場所對婦女“性騷擾”的立法草案，那些對“性騷擾”視而不見的企業領導人將受到懲處。

　　時下，國人喜歡講究與國際接軌，不妨在預防和制止性騷擾問題上也與發達國家接一下軌，不但向性騷擾者高舉法律之劍，而且用行政規章和法律條文把用人單位也管起來，性騷擾再要興風作浪也就難了。（真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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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編：李艷）